齐泽克：这个时代不适合意志脆弱的人

在中国，如果你真的讨厌一个人，你就会这样诅咒他：“愿你生活在趣味横生的时代！”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1]在我们的历史上，“趣味横生的时代”实际上指的是动荡不安、战争频仍和权力纷争的时代，在那样的年代里，千百万无辜的老百姓过着颠沛流离、痛苦不堪的生活。在我们承诺福利国家数十年后，当我们承诺财政削减只限于短期行为、一切将会很快恢复正常之时，我们即将步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需要采取各种永久性的紧缩措施（削减福利、减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的服务、缩短工作时间等），这一切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些改变破坏了西方激进知识分子高枕无忧的主体地位。整个20世纪，在他们当中最受推崇的想法就是认为我们面临困境只是在杞人忧天：无论实际情况如何，这种想法必须受到谴责，因为它将导致灾难。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方面谴责现代西方社会的消费已经丧失理性，另一方面又在为这个处在极权主义和腐败的独裁政权之海中的自由孤岛辩护。正如温斯顿·丘吉尔那句古老的讽刺妙语所说，民主制度可能是最差的政治制度，但其他的所有政权都比它更糟糕。在这里，民主以一种严肃的方式被重复：西方的管理社会（administered society）是假借文明的野蛮主义，是最高程度的异化，是个人自主化的解体，等等。然而，其他的社会政治制度更差。所以，尽管如此，仍然有人予以支持。有人因此受到启发，提出了对这一现象的激进解读。令那些不幸的知识分子们所不能忍受的事实是：他们过着基本上幸福、安定、舒适的生活，但为了满足自己更高的要求，他们是否必须建立一个应对激进的突发事件的方案呢？1937年，乔治·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书中指出：“每一个革命观点都会从无人能改变的神秘信念中汲取部分力量。”他完美地刻画了这一态度：激进分子把革命当作一种迷信来号召大众，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革命反而不会发生。如果要发生革命，那么革命最好发生在一个对我们来说是相对安全的地方：比如说发生在古巴、尼加拉瓜，或是委内瑞拉。因此，当我一想起那些事发生在离我非常遥远的地方时，我的心就暖暖的，我又可以继续我的学术生涯了。

然而，我们正在步入的这个“趣味横生的时代”破坏了这种安全性。通过精神分析治疗，人们学会了认清自己的愿望：我真的想要我认为我想要的东西吗？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丈夫有了婚外情，于是他就天天想如果自己的老婆消失该有多好（老婆死了，和他离婚了，或其他），这样他就可以天天和他的情妇在一起了。而当这一切真的发生时，他才突然发现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再也不想要什么情妇了。那句古老的谚语说得非常好：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左翼学者正在接近这样一个真理：你现在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真正的改变。

然而，新形势不允许我们在实践中放弃耐心的思考。相反，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加铭记这一事实：共产主义开始于康德所谓的“公共理性”，这种理性带有思考和平等主义色彩。保罗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说：“没有男人和女人，就没有犹太人和希腊人。”他提出了民族之根、国家认同等主张，但这些都不属于真理的范畴。用康德的话来说，当我们考虑民族之根时，我们是在运用“私人理性”，也就是说我们是作为“不成熟的”个人而不是作为自由人生活在理性的这个普遍性范围之内。对于康德来说，“世界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指出了普遍的独一性的自相矛盾，指出了通过特殊这一中介直接参与到普遍之中的独一主体的自相矛盾。根据这种观点，与公共关系相反，“私”不是我们个性化的东西，而是制约我们特殊的身份认同的公共制度秩序。

因此，我们的斗争应该集中在那些对“公共”空间构成威胁的方面，如正在进行的博洛尼亚高等教育改革就是对康德所谓“公共理性”的一次有力反击。这项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要求高等教育服从社会需要，致力于解决我们现在正面临的具体问题，其目的是要用专业知识回答社会主体提出的问题——然而人们还缺乏思考的方向。高等教育不仅应该为社会（国家和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提供解决措施，而且还应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重塑它们，以我们认识问题的方式去辨明问题。高等教育减少了向社会输送有用的专业知识，这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理性”发挥作用的例证。

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把正在进行的推动高等教育一体化与使智力产品公共化、使一般智力私人化的过程联系起来——不仅应该借助直接私有化或商务活动来推广，而且还应该让教育对社会发挥作用。教育的产物即专业知识要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这个过程引发了意识形态召唤（ideological interpellation）的霸权模式的转变。如果是在中世纪，关键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会（宗教作为机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把法律意识形态和教育（国家教育体系）这对霸权强加给人民：当个体通过普及义务教育变成法律主体时，作为法律秩序主体的爱国的自由公民就遭到了召唤。因此，矛盾存在于资产阶级与公民之间，存在于只想着自己利益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的个人与甘愿为国家奉献的个人之间——并且，在自发的思想感知里，意识形态仅限于全球范围内的公民，而个人的自私自利则被认为是潜意识的，正是存在于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转化成了意识形态。1968年后期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本身（市场和竞争的逻辑）正日益把霸权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自己：

——在教育方面，我们目睹了工业标准构造（ISA）的传统资产阶级学校正在逐渐解体：这一学校制度在市场的作用下越来越不具备强制性，而逐渐成为国家和开明的价值观的承载体（自由、平等、博爱）；在那个神圣的市场规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下，它正逐渐地被不同形式的公私合作关系所渗透。

——在权力的组织和合法化方面，选举制度越来越倾向于市场竞争的模式：选举就像是一场商业交易，在这场交易里，选民购得选举权，这使他们能用最有效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起诉犯罪等。同样，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市场规律作用下，甚至是一些国家权力专属领域的职能也可以被私有化，比如经营监狱，军队不再建立在普遍征兵的基础上，而是由雇佣兵组成，等等。

——甚至现在的市场关系已经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情感中来了。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将时下人们通过相亲来找对象与古代人奉父母之命的婚姻做了一个对比，他发现，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恋爱”的风险，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而真正的所谓“爱情邂逅”的风险也被降到最低，因为之前的安排会考虑到男女双方所有的物质利益以及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经济被看作属于非意识形态领域，因而全球商品化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是后意识形态的。当然，工业标准构造的体系仍然存在且比以往更多；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在其自我认知的范围内，人们将作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与作为个体的前意识形态进行了对照，由于意识形态的缺失，这种经济领域的霸权主义才得以出现。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仅仅直接把经济作为它的实际基地：我们仍然完全处在工业标准构造的领域内，在这里，经济仅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模式，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工业标准构造的经济是合理的，相比之下，真实的经济生活则根本不会遵循理想化的自由市场模式。

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消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产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当阿尔都塞声称意识形态将个体召唤为主体时，这里的“个体”代表着芸芸众生（工业标准体系的机制运行其中），工业标准体系的机制运行所依赖的就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强制给予工业标准体系一个网状系统，使其在微观层面上运行；然而主体不属于物质的有机体，而是这些芸芸众生被强制融入工业标准体系结构（或是融入一个象征性的秩序中）的结果。然而今天，我们正目睹着这种运行机制的根本改变——阿甘本（Agamben）把当代的后政治或生物政治定义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多种社会机制使个体主体化，从而不再产生新的主体性，不再使他们主体化。生物政治学把这种现象命名为“群集”，在这里，社会机制不再衍生主体（“将个人召唤成为主体”），而是仅仅管理和调节个人的赤裸生命——在生物政治学中，我们都是潜在的牺牲品。

这种意识形态作为非意识形态的胜利标志着今天左翼的最终失败。到底什么是失败呢？ 阿兰·巴迪乌把一场革命（即一场激进的解放运动）失败的可能形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直接被打败：被敌对势力击溃。第二种失败是胜利本身：运动战胜了敌人（至少暂时战胜），但最终却接管了后者的主要议程（比如获得国家权力，无论是以议会民主的形式，还是以党政一体的形式）。第三种也许是最真实也是最可怕的失败：任何将革命成果巩固为国家权力的做法都将导致对革命的背叛，而无法创造或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另类社会秩序——在这样一种正确的直觉引导下，革命运动为保护自身的纯粹性采取一种绝望的策略：像一个“终极左派”一样，诉诸破坏性的恐怖。巴迪乌恰如其分地将这最后一种情况称为“空无的牺牲性诱惑”（sacrificial temptation of the void）：

在毛泽东时代那段红色岁月里，最流行的口号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但我们知道，遵循这个口号并不容易，主体对战斗的恐惧远远小于对胜利的恐惧，假如果真如此，那是因为战斗的风险仅仅在于可能失败（进攻未能奏效），而胜利的风险却在于可能带来一种最可怕的失败：意识到胜利了也没用，胜利只不过是为重复、还原旧秩序做了准备，而革命永远只能是一种中间状态。这时候，空无的牺牲性诱惑便会趁虚而入。解放的政治最危险的敌人不是现有秩序的压迫，而是虚无主义的内在化，是填补这一空无所需的无限制的残酷。[2]

实际上，巴迪乌在这里所说的恰好是毛主席所说的“敢于胜利”的反面——我们应该害怕胜利（害怕取得权力，害怕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现实），因为20世纪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革命胜利的最终结果要么是恢复旧秩序（回归国家权力逻辑），要么是陷入自我毁灭性净化的恶性循环中。所以，巴迪乌提出用“剔除”（subtraction）代替“净化”（purification）：不要“胜利”（获得权力），而是与国家权力保持距离，创造一个从国家体制中剔除出来的空间。但实际上这种方式不正接近激进的左翼与务实的左翼之间的差异（或互补）吗？激进的左翼限制自己承担原则立场，并用不可能达到的要求来要挟国家，而务实的左翼却和魔鬼签了个协定，用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的话说，在经济问题上，我们都是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者。

今日中国所采用的不正是撒切尔式的经济政治学和与国家保持适当距离的政策吗？就是说，中国是如何成功地把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与调节爆炸的市场经济的现代国家机器相结合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使得官员一直在高呼好的股市（高回报的投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中国不仅仅有私人资本经济和共产主义政权：我们必须记住，党和国家通过一系列透明和不透明的渠道掌控了大多数的公司（是共产党决定了大公司在市场上的出色表现）。为了解决目前这个明显的僵局，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一独一无二的伟大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从字面上看，这个党的制度好像不合西方式法律，或者如贺卫方所不正确理解的那样：作为一个组织，共产党被排除在外，凌驾于西方式法律标准之上，存在于西方式法律标准之外。用本雅明的话来说，这就好像国家创办的暴力机构仍然存在，却体现在一个有着模糊法律地位的组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