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这个时代不适合意志脆弱的人（3）

我们日益增长的自由和对自然日益增加的控制以及人类生存本身都依靠一系列稳定的自然参数（如气温、空气的各种成分、充足的水源与能源等），我们认为这些是理所应当的：只要我们仍然能得到哪怕很小但却是足够的满足，我们便会随心所欲，以至于我们并不过分担心地球上的生命参数。随着我们的权力与自由指数的增长，生态失衡日趋明显，因此限制自由是必然的结果。人类改变周围环境的能力增强，这使得地球上的地质情况越来越不稳定，人类活动已突然变成地质情况改变的因素。这个事实表明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已经来临，即科学家所说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最近中国内陆频繁发生毁灭性大地震，这一点更准确地阐释了“人类世”的观点：至少人们有理由猜测，地震之所以拥有如此意想不到的威力，是不是附近庞大的三峡大坝造成的？许多新的人工湖因三峡大坝而形成，是不是地表额外的压力影响到地下岩层的平衡，导致地震的发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现象也成为地震发生的成因之一。

对环境造成的威胁能抱有一丝愧疚确实令人宽慰，然而这也具有欺骗性：我们的愧疚感完全取决于自己。因此，灾难之后我们能轻而易举改变生活，挽救自己。对我们来说（至少对西方人来说），真正难以接受的是，我们正逐渐变成被动的旁观者，只能坐看自己的命运却无能为力。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愿意参与到一种狂热执着的活动中去，愿意回收废纸、购买有机食物。迷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影响结果，无论做什么，我们只是确保能做些事情，避免坐以待毙，正如一个足球迷在家中看电视比赛时会手舞足蹈地支持他所喜欢的球队一样。

我们对生态灾难的态度存在矛盾性，这主要归结于我们奇怪的惰性。我们深知灾难威胁的真实性，但我们不相信灾难确实会发生。我们很清楚我们不能影响灾难发生的进程，例如火山爆发。尽管如此，要我们接受灾难却很痛苦，所以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做些什么，即使这些最终会变得毫无意义……我们购买有机食物是否出于同样的原因？谁又会相信吃了那些半腐烂的、昂贵的有机苹果会更让人健康呢？关键是我们不只是购买和消费一件商品，我们同时也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表明我们的关注与全球意识，参与到一些大型的集体活动中去。“有道德的资本主义”这个例子极为典型。汤姆鞋业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公司有一个简单的规定：“顾客每购买一双鞋，汤姆公司便会给需要鞋子的孩子赠送一双新鞋。买一赠一。运用公众的购买力让效益最大化是我们的宗旨。”这种“买一赠一”的理念为我们展现了揭示汤姆鞋业所长期保持的意识形态机制的关键，即自我消费与公益慈善事业之间的关系得到转换。消费，如买鞋，会产生罪恶感，但想到另一个真正需要鞋的人会免费得到一双鞋的时候，这种罪恶感便会消除。因此，整个过程的高潮在于：参与消费活动的同时也是与资本主义消费所带来的罪恶感相抗衡的过程。回收利用也一样。我们若能为拯救地球做些什么，尤其是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便会感到满足。

我们学到的教训是：这种循环游戏会带来十分严重的问题，而人类应该准备好以一种更加有弹性的和放牧式的方式生存，因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环境改变需要我们对尚未察觉的社会进行大规模的转型。我们说一场巨大的火山爆发会使整个岛屿变得荒无人烟：岛上的人会搬去哪里？搬离后的条件怎样？他们是否会得到一块赖以生存的土地，还是从此在世界上分散开来？假如西伯利亚北部越来越适合人类居住，越来越适合农业发展，而撒哈拉沙漠以南大片地区出现严重干旱，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那么应该如何组织人口转移？过去发生类似的状况时，往往会发生社会变革，通常伴随着暴力与毁灭，并以一种粗野、复杂的方式进行。如今这种景象是灾难性的，可能给所有的国家带来威胁。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将彻底地重新给国家主权下定义，人们将会发明新层次的全球合作机制。在新气候模式下或者水源及能源短缺情况下，经济与消费将会有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类变化又要经过怎样的决策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社会变革有可能变成不可能的梦想。然而，“不可能”这一概念让我们停下来思考。如今，不可能性与可能性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分布开来，同时过度爆发。一方面，在个人自由与科技领域内，越来越多的不可能转变为可能，所以我们说：“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任何时候都能享受性别不同带来的乐趣，拥有丰富的可供下载的音乐、电影及电视剧，只要有钱，每个人都能进行太空旅行。提高我们的生理和心理能力，以及通过分析配置基因组来控制我们的基本性能，这些都是可以预期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特征完全转移到一个软件上，并且能从一个硬盘下载到另一个硬盘，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完成了梦寐以求的所谓永恒……另一方面，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随着共产主义国家的相继瓦解，时代逐渐走向成熟，人类已经摒弃了旧的太平盛世的乌托邦奢想，并接受现实（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现实）的约束。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即你不能参与大型的集体活动（它必定会导致极权主义的恐怖），不能依赖旧的福利国家（它会使得本国毫无竞争力并导致经济危机），不能使自己远离全球市场，等等。（在其意识形态描述中，还增加了生态学自身拟定的有关所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清单，即所谓的限值——全球变暖不能超过2℃等等，这都是建立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的。）

要明确地区分两种不可能性——即社会对抗的不可能性与主要意识形态领域重点关注的不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如今，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试图让我们接受“激进变革”的不可能性、“废除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以及“废除不受议会控制的民主”的不可能性，这都是为了表明对抗是不可能的/真实的，因为它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抵触的。这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对意识形态的不可能性的另一种解释，即：并非“一切皆有可能”。然而“不可能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拉康式的“不可能之真实”并非是指一种被认为是现实中理所应当的预定限制，而是指行为域和改变同类事物的干预域：行为不只是指进入可能领域内的干预行动，行为可以使什么是可能的同类事物发生改变，反之又会为可能性创造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同样关注真实性：共产主义者意味着要干预全球资本主义真实的、基本的对抗。

因此，只拥有忠实的共产主义理想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置身于历史现实的对抗中，将这种理想转变为现实。如今，唯一真实的问题是：我们赞同资本主义的同化性吗？或者，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对抗性以阻止其无限的再生产？我见过四种类似的对抗：生态灾难的潜在威胁，所谓的“知识产权”作为私有财产的不适当性，新科技发展（尤其是生物基因方面）的社会伦理意义，以及新的围墙和贫民窟这种新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我们所面对的是社会大众资源的“共享”，资源私有化是一种暴力行为，如有必要，还是要靠暴力手段解决。文化的共享是指认知资本、基本语言、交流与教育的社会化方式，以及分享公共交通、电力、邮政等基础设施。外部自然资源的共享是指受到环境污染与开采利用的威胁（从石油开采到森林资源开采，甚至包括自然本身）。内部自然资源的共享（人类生物基因遗传）是指随着新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特质被直接改变了，从而使创造新人类有了一个现实的前景。

所有这些斗争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对这种毁灭的可能性的一种觉悟，若资本家允许人们包容这些平民大众的逻辑，那么就是这些平民大众让“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得以复活。正是人们对平民大众的包容使得人们目睹了那些被剥夺了自身财产的人进入无产阶级的进程。今日的历史形势不但没有促使我们摒弃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身份的概念，反而迫使我们激化了这一概念，使之达到了超越马克思想象的存在层面。面对当今这种全新的形势，应如何重新定义共产主义者呢？在伦敦举行的2010年“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描绘了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梦想蓝图：那里会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类博物馆，向公众展示这个既不合理又不人道的社会形态的人工制品。因此，又回到这一点，面对这种情形人们应该做什么？当人们普遍明白不会再有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以及在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想法完全是荒谬之见时，列宁在去世前的两年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4]

这不正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政府、海地的阿里斯蒂德政府以及尼泊尔的毛派政府遭遇的窘境吗？他们通过“公平的”民主选举而非暴乱的形式掌握政权，但一旦掌权，他们中间有一部分却以一种“非政府的形式”运用权力：直接动员他们的基层支持者，绕过党和国家代表的网络。“客观地说来”，他们的处境很无望：基本上历史的整个走向与他们相悖，他们不能依靠任何“客观趋势”来推行他们的政策，他们所能做的只有随机应变，做他们在绝望的情形下所能做的一切。难道这意味着我们没有给予他们自由吗？我们以及今天的左派不也都处于同样的处境吗？

葛兰西对当今这个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时代进行了或许最简洁的描述：“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不就是20世纪的两大怪物吗？一个拼尽全力想要在旧世界中存活下来，另一个则想方设法要跳出去创立一个新世界。那么，在整个社会被生物遗传学控制人口的科技梦想所驱使时，我们现在又在制造怎样的一个怪物呢？从这一悖论中，我们应该得出全部的结论：或许，没有通向新世界的直接道路，至少不是以我们想象到的方式；并且，怪物的出现必然是为了努力加固通向新世界的道路。

因此，我们现在与过去的20世纪所处的困境正好相反，那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想要做什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但是我们必须等待恰当时机的到来。如今，我们不清楚我们不得不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因为不采取行动，将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尽管形势完全不适宜，但我们仍然必须冒险进入新世纪的深渊；我们必须在新世纪里重新创造新的东西，保留过去好的方面（教育、医疗……）。简而言之，用斯大林形容原子弹爆炸的话来总结我们这个时代最合适不过：“这个时代不适合意志脆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