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实：伊朗，被曲解的文明（2）

20世纪50年代，伊朗的命运被一场世界经济的重大变革重塑。这就是：碳氢化合物时代的到来与石油生产重心的转移。1940年，中东还仅生产不到世界石油产量5%的石油，而美国的石油产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63%。到了1972年，美国占世界总产量的份额下降到22%；中东的产量从每日110万桶上升到1820万桶，增加了超过1500%！大型油田在中东不断地被发现。1948～1972年，中东的石油储量从280亿桶上升到3670亿桶，世界的每10桶新增石油储量中，就有7桶以上在中东发现。伊朗是探明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国家，占全世界的大约11%。不仅如此，它还拥有占全世界17%的天然气储量，油气资源综合排名居世界前列。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波斯湾石油通往世界各地的唯一海上要道，每天通过的石油量约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1/5。这条石油生命线，握在伊朗手中。正因如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伊朗国王在私下里说：“伊朗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当主宰石油的权力在中东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从西方石油公司手里转移到产油国手里时，巴列维的确一度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他被《时代》周刊尊称为“石油帝王”。在他的统治末期，伊朗的人均年收入达到1.6万美元，是当时中国的50多倍。1971年，衰落的大英帝国从海湾撤军，海湾地区一个多世纪来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就此告终。在尼克松主义的支持下，伊朗迫不及待地填补了这一地区的权力真空。伊朗的石油美元从美国换回大量的军火，成为世界排名第五或第六的军事力量。

伊朗之重要，不言而喻。

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以一场伊斯兰革命，把这个亲西方的、世俗化的、富裕的工业大国拉出了高速现代化进程。伊朗历史再次以它的即兴、意外和颠覆性，震惊世界。就像当年，群情激愤的民众刚高喊支持首相摩萨台的口号，将国王父亲的雕像推到在地，几天后，正颓丧流亡罗马的国王竟然就在民众的簇拥下光荣归来一样；也就像库姆的神学院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被摧毁、又迅速崛起一样。与20世纪中期中东地区频频出现的政变不同的是，这是一场真实的革命，是一场从世俗化到伊斯兰的革命，与西方社会的政治逻辑和政治推论完全相悖。上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中东各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伊朗实现了宗教力量的政治制度化。从阿尔及利亚到印尼，它激起的热情和巨大辐射力，使得著名的伊斯兰教研究专家伯纳德·刘易斯认为：“这场革命在历史上的地位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同样重要。”如何解释这场革命，让无数历史学家着迷，却始终是个谜。但无争议的是，美国失去了海湾最重要的盟友。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格局骤然结束。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论述了伊斯兰文明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挑战。“9·11”恐怖袭击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把文明冲突的预言变为现实。伊朗与西方的对立，遂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

没有哪国的人民像伊朗人那样，仍津津乐道2000多年前的祖先所建立的古老帝国。波斯波利斯的符号，频现于伊朗人的日常生活装饰和文学艺术作品中，与现实的时空发生着鲜活的关联。今天，伊朗人隆重庆祝的“春节”——诺鲁兹，就起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但如果只强调古波斯文明的辉煌，那就会对伊朗文化的另一层面视而不见——伊斯兰文明，以及与之相联的萨法维、赞德和恺加王朝。诚如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阿克巴扎迪先生所说：“谁能说，萨法维王朝（确立什叶派为伊朗国教的王朝）的伊朗人就不是伊朗人？当你称赞波斯玻利斯的成就时，你怎能说，伊斯法罕（伊朗宗教名城）的哈柱桥不是与其媲美的文明遗产？”我们的此次旅途，经过诗酒风流的哈菲兹故乡设拉子，经过轻快优雅的“伊斯法罕半天下”，经过严肃凝重的圣城马什哈德，还往返于伊斯兰共和国的两大权力中心——德黑兰与库姆之间。什叶伊斯兰的纯洁性与伊朗民族的感性奔放以神秘的不同比例交织在一起，塑造了这些名城不同的气质。进入20世纪的伊朗，正是从它的这两层文化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寻着平衡。

伊朗在外交上所表现出的自负和强硬，有时显得超出了它应有的国际地位。但如果了解伊朗人观念中的世界，就不会再觉得他们不可理喻。研究伊朗的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克劳森在《永恒的伊朗》一书中这样写道：“在伊朗的巅峰时期，伊朗统治者控制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中亚大部分及高加索。现今的许多伊朗人仍认为，这些地区是大伊朗的影响范围。”“伊朗的小学在教授有关伊朗人渊源的历史时，不仅提及到巴库等城市，也提及更北方的城市，如俄罗斯南部的杰尔宾特。过去几个世纪里，伊朗的统治权一度西进至现在的伊拉克。西方世界指责伊朗干涉边界外的事务，而伊朗政府则坚称，这只不过是对其过往的领土施加影响力。”这种延续传承的对历史的怀念，对他们的大国心态和“伊朗例外”心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