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实：伊朗，被曲解的文明（3）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以“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开始他对希波战争的叙述。注意，当时是波斯侵略希腊。波斯人曾创造了与爱琴海文明相媲美的高度文明。希罗多德曾观察到，没有哪个国家像波斯一样乐于接受外国的风俗习惯，并把说谎视为最丢脸的事。但这种历史经验已与现实相去甚远。熟悉伊朗的人说，伊朗人说话，曲径通幽，有六七层深意，还会有意掩饰，所以你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客套和夸奖对他们来说，哪怕是违心的，也是必要的礼节。与伊朗人聊历史，他们的叙述中充满了“欺骗”与“阴谋”的语汇，对外来势力多疑，并有强烈的抵触。历史学家埃尔顿·丹尼尔在他的《伊朗史》中写道：“作为个体和一个民族，伊朗人可能深刻地感觉到（说实话的）困难重重。除了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谋生的困难，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剥削、凌辱，伊朗人几个世纪以来还频繁遭受着外来进攻和侵略。所有这一切，都加强了身处敌对势力压迫下的感觉和摆脱敌人压迫的相应要求，社会生活因此而重构。”伊朗的历史，就在伊朗人捍卫领土、资源、认同与独立身份的探索与努力中展开。

英国的伊朗裔历史学家霍玛·卡图兹安对伊朗历史的感悟，最让我触动。他说，伊朗历史永恒的东西，就是无常。“制造传统就像创造现代性一样容易，唯一不变的是统治者与他的刽子手，还有爱人脸上的那颗痣。国家与社会处于永恒的剑拔弩张中。每当国家瓦解之时，伊朗社会或者顺手推倒，或者袖手旁观，2500年来从来如此。1979年的革命，不是弱势群体的反叛，而是整个伊朗社会——它胜在：不是一半的人口反对它，而是一半的人口支持它。”

离开伊朗之前，我再次体验到伟大的波斯辩证法。在德黑兰，做完最后一个采访，我们堵在车流中，一步挪不动。对德黑兰的拥堵交通心有余悸，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是否还能按时赶到机场。车南辕北辙，一路向北，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挪动的路，却只能被车流推着继续向北。我开始诅咒德黑兰的交通，心想，完了。但就在我咆哮完时，车做了个U转，向南，此后居然意外地一路畅通。我至今认为，这是关于伊朗最恰当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