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未来世界会出现“黑天鹅事件”？（3）

四、全球性问题继续恶化

全球性问题一般指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关系到全人类根本利益、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及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诸如战争与和平问题、人口问题、资源紧张与环境恶化、贫富分化、气候变化等。自1972年全球性问题得到人们重视和研究以来，由于手段的缺失，全球治理陷于集体行动的困境，不仅老问题越演愈烈，新问题也不断涌现。随着此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债务问题在发达国家持续发酵，全球金融监管问题也跻身其中。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度逐渐被非传统安全问题所取代。

虽然世界和平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世界范围的热战打不起来，不过局部战争和冲突时有发生，不排除牵涉大国加入、导致冲突升级的可能。而2011年10月31日，菲律宾婴儿丹妮卡·卡马乔的诞生象征着世界人口突破70亿，人类将面临“可怕挑战”。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此前的数据，按照目前的趋势，世界人口大约于本世纪中期超过90亿，本世纪末将超过100亿。世界将如何负重前进？毫无疑问，世界人口的激增使得水资源缺乏、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愈加恶化，资源比以前更加紧张。

以水资源为例，去年12月，世界银行联合其他一些国际机构共同发表的一份关于水资源状况的报告指出，目前，已有约20亿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紧张的地区，而到2030年全球将有1/3的人口分布在水资源高度紧张的地区。报告预计，在未来20年内，全球范围内对水资源的需求将增加40％，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可能增加50％以上。[5]或许今后由水危机引发的战争不再是预言。

全球性问题也出现了新特点。此前，全球性问题的苦果往往由发展中国家独吞，目前全球性问题恶化的余波已经波及到发达国家自身。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之夏再到华尔街之秋，反应出贫富分化已经成为全球最普遍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隐藏更深。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2009年美国1%最富有家庭的资产是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225倍，创历史最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与发展》杂志最新公布的报告，在本轮经济衰退之前，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享有整个社会财富的23.5%（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仅10%），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比例略有下降，但到2009年升至约40%。而80%社会中下阶层人群仅享有社会总财富的7%。

五、各国的“弱领导”时代来临

全球各国领导力缺乏正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一方面，全球化浪潮下大众政治蓬勃兴起，另一方面，新技术的运用改变了政治行为的形态。从现象上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赢得选票而全力迎合选民；一些中等国家的政治强人面临集体下课的窘境，国内派系纷争，较长时间内将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

在阿拉伯之春中，遭遇高通胀和高失业打击的群众无法忍受，就一哄而起，走上街头，他们本身没有纲领，也没有组织。而“Facebook”和“Twitter”新型信息工具在运动中的广泛使用，实现了信息的大量即时传播，这就使以往需要旷日持久才能实现的政治动员和社会组织得以在瞬间完成，从而就打破了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的权力等级，使每个人都拥有了一个可以从自己视角传播所见所闻、表达个人政治述求的能力。因此，新技术运用进一步推动了大众政治的兴起，政府对民众的控制力式微。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初，就放弃了小布什总统任内由于“反恐战争”需要而无限扩大的总统权力，他定下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放弃单边主义，重视与盟国的合作，同伊斯兰世界开始接触等等。由于金融危机的打击，奥巴马政府对提振经济和扩大就业束手无策，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盛。民主党和共和党就美国的减赤争执不下，不仅延误法案的通过，更现总统陷入两党政治之争的尴尬。在面对“占领华尔街”大规模民众示威抗议时，政府只能出动军警清理驱赶示威民众，显示了美国政府解决问题手段上的捉襟见肘。

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除了金融、资金等因素，导致危机愈演愈烈，不断蔓延的主要推手正是欧洲区领导力的缺乏。从历史来看，高福利制度民选政治是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为了赢得选票，政府不断提高福利，当经济增长超出经济增长速度，支撑福利的税收增长也不能跟上福利开支时，政府只能借债维持，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的积重难返。因此，主要解决之道是放弃或至少先降低高福利制度。不过，从希腊到法国再到英国，改变现有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财政紧缩措施已经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不满和抗议，使得欧洲政府在解决债务危机正确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而2011年阿拉伯世界昔日的政治强人纷纷倒台，本·阿里逃跑、穆巴拉克被抓、卡扎菲被杀，强人统治政治虽然并不民主，但是稳定了本国的政治秩序，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些国家的动荡和变革后，正等待着新一轮权力分配和政治变革，各方势均力敌，如何重整新的格局还是个未知数。

总之，由于经济的衰退，整个世界都开始流行对政治制度的怀疑和不满；由于经济的衰退，各国政府的权威受到冲击，在此状态下，各国政府的行为会更大程度上被民意所左右，对外关系上将更多展示“肌肉”而非协商和解，因此各国间的合作的难度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