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要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2）

又如税收成本。长期以来，外资企业在我国一直享受“超国民待遇”。除了堂而皇之地享受合法的免税、减税和低税率保护伞，他们还要利用非法手段进行避税和逃税等活动。据统计，外资企业利用各种手法偷漏的税款金额每年至少有1000亿元。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不仅使外资企业规避了社会发展的义务，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同时也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使国内企业很容易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

再如环境成本。“外资利润流走，留下生态失衡”的现象较为普遍。发达国家从保护本国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出发，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或跨国公司经营等途径，将造纸、建材、制药、纺织、化工等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引资心切和管理薄弱，大大降低在国际上或本国（本地区）企业奉行的环保标准和治污成本，甚至不惜牺牲当地居民的长远利益，对那些污染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项目也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这些地区虽然表面上短期经济收益增加，但与其付出的巨大的生态成本相比较，其长期的社会收益可能为负。我们不能再继续沉浸在引资规模的扩张上，而是要追求引资质量的提高。即使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除非对我国急需的高科技项目等有着特殊的意义，没有必要再保留对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以确保国内企业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来提高投资门槛，吸引真正有实力的投资者。要对外资投资方向加强引导，调整引资政策，变“招商引资”为“选商择资”，以大力提升外资使用的质量和整体效益。

在合理利用和引进外资的同时，还要充分唤醒和启用国内已有的巨大储蓄存款资源。存差通常是指商业银行存款减去贷款的差值。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近年存差已突破了10万亿元的大关。这表明我国目前储蓄增长相对过快，信贷增长相对不足，资金闲置和使用效率低。在这种新形势下，倘若继续如饥似渴地引进外资，势必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中资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效益。因此，中央政府决定今年采取放松信贷的举措是明智的，但要不要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外资协调使用的经济效益，是亟须统一认识和调整政策的问题之一。

三、适当控制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对外技术依存度是反映一个国家对技术引进依赖程度的指标。我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对国家对外技术依存度的计算采取的公式是：

技术依存度(%)＝技术引进经费／（R&D经费＋技术引进经费）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表明该国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较强；反之，技术依存度较低则表明该国自主创新成分较大。美国和日本对外技术依存度仅为5%，而我国高达50%。尤其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占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投资中，有60%以上要靠不断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许多重点领域，特别是国防领域的对外技术依赖，会对国家安全构成严峻挑战。④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加工厂”，因为“三来一补”和贴牌生产和合资生产的绝大多数出口企业没有核心技术，不具备核心竞争力。比如，中国的纺织品、服装、皮革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都是全球第一，但国际竞争力仅为第12位、第30位和第13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DVD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在DVD的57项关键技术中，我国掌握的仅有9项。很多企业并不积极努力创立自主独立的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只是简单地依靠来料加工、代工贴牌来维持生产运营，赚取生产链低端的微薄利润。根据国际经验，在来料加工的贸易方式中，国家实际能够得到的外汇收入约为贸易额的20%，国民所得更为有限。在一些产品的贴牌生产过程中，利润额的92%都要被外资公司拿走，中国最多只剩8%。因此，高额利润的诱惑是外商热衷投资加工贸易的最主要原因，形成有些外商说的“我们把利润带走，把GDP留给中国”的现象。表面看来，跨国公司投入或转让的大多是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所谓“适用技术”，而实质上这些技术在国际上仅仅是二、三流、已经过时的技术（日本知识界过去曾把发达国家的这种科技输出战略称之为“发展殖民地科技战略”）。真正的高新技术、上游环节技术、产品开发技术却很少在我国转让或投入。因为对投资方而言，技术是其在东道国的立身之本，他们必须对技术进行严密的控制，要采取一切手段防止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外溢。而另一方面，我们国内的合资企业却过于依赖对方提供的现成技术，自主开发动力不足，消极地影响了自主技术进步的速度，容易形成“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局面。据统计，目前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有万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