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要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3）

事实证明，“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获取的贸易利益终究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和伴随巨大代价的。照此模式继续下去，只能使我们丧失技术进步的动力，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高不快，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要借鉴战后日本、韩国等开放模式的成功经验和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惟一的战略模式，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战略”为“知识产权优势”。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形成并长期保持。或者说，知识产权优势是持久高端竞争优势的必要性条件。我们要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那种只强调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不强调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做法；那种主要寄希望于依赖式不断引进外资、外技和外牌的策略；那种看不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和大办研发中心双面效应的思维，都是不科学的僵化发展观和开放理念。⑤

四、适当控制“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源”（指某些进口比例很高的外国能源和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使用急剧增长。以石油为例，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统计，90年代世界石油消费需求增加的25%来自中国，2003年这一比重上升到33%。由于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持乐观态度，有关机构认为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如果按照2020年中国经济翻两番计算，届时中国能源需求将达到9.2亿吨，即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能够提高一倍，仍然需要4.6亿吨，而中国的石油产量估计最多能够达到1.8亿～2亿吨，缺口在2.5亿～3亿吨左右(IEA,2000)。⑥我国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达到46.6%，已接近50%的警戒线。中国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在未来二三十年将继续呈扩大状态。

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是导致大量国民财富外流。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单纯由于涨价因素，2005年一年中国就有相当于1200亿元人民币的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近年来能源价格暴涨使中国国民财富净溢出的总额更是达到数千亿元人民币。可见，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会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成本负担。其次，过度依赖国外能源会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并且容易引发更多的国际争端。

尽管能源大量依赖进口存在着较高的风险，但由于国内能源供给数量有限，进口仍然会成为中国能源供给的重要方式之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把握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一些舆论认为，中国目前的能源对外依赖度没有必要警戒，其理由一是从国外进口开采成本低，符合经济规律。二是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未遭遇过政治上的禁运。事实上，国际原油价格曾一度突破100美元大关，原油价格令低成本说不攻自破，而至今没有遭遇禁运也绝不能推论出未来就没有遭遇禁运的可能。因此，中国能源进口高依存度“无风险”论并不能成立。防范措施一是在于尽快建立起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二是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三是要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高耗和浪费。四是尽快通过压缩产能过剩而减少能源的进口。比如，目前钢铁产量过剩约1亿吨，如果适当压缩质量和效益差的产能，则可减少铁矿石的大量进口。

五、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

截至200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9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远远领先于第二位日本的1万亿美元储备。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对外支付和清偿能力，防范国际收支和金融风险，而且有利于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不过，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规模，则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