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靠“拜客”为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了进士，又点了翰林。这年年底他请假回家，在老家呆了一年。这一年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四处拜客，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当京官还需要“资本”吗？

当然。清代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那时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对于湖南这么远的路程来说一般要一二百两。这笔钱朝廷不给报销。再说，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而大清帝国又无公款消费之制，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甚至连官服都要官员们自己购置。

身为帝国官员，需要较为体面的住房，体面的服装，还需要雇用仆人。而且，官员生活中与同僚们应酬极多，经常需要请客随礼，这笔花用也十分巨大。所以进京“创立”之初，必需一笔巨款。

一般来讲，要解决当官资本问题，有以下几种方式：一个是家里提供。如果家里是大富之家，做京官的资本金自然就由自家资助了。第二种是向官员们“打秋风”。比如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到，他的好朋友陈源兖进京当官前先到江南、山东官场转了一圈，打到了二三百两的秋风。第三种方式是借钱，甚至是借高利贷。第四种是由亲戚族人帮助。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就因为家境贫困，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筹资方式就是“拜客”。

曾国藩在家呆了近一年，其中将近二百天都用于外出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宁乡、衡阳等十县州，行程三千多里，拜了二千多家。凡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他都拜到，此外还拜访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以及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该日日记中记载他“仆一人，肩舆八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曾国藩在未来势必成为湘中地区与帝国政治高层建立联系的重要管道。对这只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还要附送“轿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曾国藩在亲笔账中记载正月十六日在岳父家他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欧阳宗祠，则“入轿钱四百文，送予钱十二千八百文”。 可谓小有收获，于是当天就“着人送钱十二千文回家”。

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赤裸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们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礼拜，目的无非是赤裸裸地敛财而已。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

曾国藩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他一共拜了两千家客，以白银合计，共收入了1489两1钱2分。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五六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葱每斤五文，桃子六至十文一斤。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两银子。

这样算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如果以当时一两银子值现在180元人民币算，曾国藩拜客收入合268020元，堪称巨款。

（张宏杰：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