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资源告急 四五十年后或将不复存在

每年5月，中国的南方已然进入夏天，东北的春耕才刚刚开始。

进入黑龙江，这个世界三大黑土地资源区之一、中国黑土地面积最多的区域，从哈尔滨市到海伦市的一路上，尚未播种的黑土地在视野里大片大片的，一望无际，昭示着它全国产粮第一大省的地位。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里，只是浮光掠影地看着窗外令人震憾的广褒黑土，你很难将黑龙江全省每年流失黑土两三亿立方米、因水土流失减产粮食三四十亿公斤这样的数字和眼前的景象联系起来。

但是，真相确实残酷：黑土地在迅速减少，黑土层在日渐变薄，按照目前的流失速度，据估算，四五十年后大部分黑土层将不复存在。

50年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如今，黑土地仍在持续地迅速流失；10年前，国家已关注到这个问题，各种试点治理已全面展开，可如今，黑土地流失面积仍在扩大；一年前，新修订的水土保持法实施，可在水土流失严重的东北农村，“它毫无用处”。

侵蚀沟割裂黑土地

在黑龙江的中部，海伦市前进乡光荣村，一些三十来岁的村民还能记起年幼时在村里广阔的田地里四处奔跑的场景，回来之后鞋上全是黑泥，而现在，这些村民告诫自己孩子最多的话是：“别乱跑，小心掉沟里，上不来了。”

几十年间，两代人，一样的村庄，却再不是一样的黑土地。

如今，在漫川漫岗的类丘陵黑土地上，侵蚀沟随处可见，密集的地方相隔不足百米就有一条，小的只有几十厘米宽几十米长，浅浅的，能把汽车轮子陷住；大的宽达几米长达几公里，深几米到十几米，掉下去，自己爬不上来。

在光荣村设立了小流域治理基点的黑土地生态专家、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张兴义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些大大小小的侵蚀沟绝大部分是下雨冲刷造成的，一般在坡耕地容易形成，大雨一下，表层松疏的黑土就顺着地表径流被冲走了，久而久之就冲出一条沟来，小沟变大沟，最终不仅是黑土大量流失，也把整个广阔的黑土地割得支离破碎。

从有一定坡度的丘陵上俯视，无数的侵蚀沟把原来一整片的土地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侵蚀沟也年复一年地向各个方向延伸，村民形象地称之为“鸡爪子”。

侵蚀沟的危害在东北几乎人所共知，据全国第二次土壤侵蚀遥感普查，黑龙江省水土流失总面积1120万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上了年纪的村民直接就有切身体会，过去地大土厚，现在黑土变薄了，很多坡耕地顶部已经出现了破皮黄(黑土全部没有了，露出黑土下的成土母质)；土地变小了，技术进步本可以使用机器耕作，但一小块一小块的地有时机器根本施展不开，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受阻。

61岁的村民孙建中向记者回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侵蚀并不严重，后来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向山林要地，向草原要地，坡地也要开垦，水土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在这之后，黑土流失就加剧了。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东北地区的雨季，孙建中这辈的村民再看不到过去顺着坡地流下来的雨水，而只见到滚滚而下的黑泥浆流。

另一个不易从表象上察觉的现象是黑土地正在变薄、变瘦。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教授刘宝元调查了典型黑土区的949个剖面后发现，在整个黑土区33万平方公里的典型黑土带上，有一半的剖面黑土层厚度已经低于40厘米。

张兴义告诉记者，从开垦到现在，不过短短几十年时间，黑土有机质的含量下降了60%，这意味着，稀有的黑土资源肥力远不如前。

一位正在自家农地上播种的村民很淡然地告诉记者，以前一垧地(约等于一公顷)的大豆最多用三四百斤化肥，而现在，至少要用六百斤：“否则不打粮，没效益，白种。”

在村里，农民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自己的菜园子，二三十平方米，种各种自家吃的蔬菜，从不施肥。

利益博弈导致治理困境

据年纪较大的村民回忆，对黑土流失和侵蚀的治理，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开展，而且当时的各种治理方法现在都还在用，长期以来都被证实是有效的。

“有没有办法治理好？有的是。黑土地治理的难题不在于怎么治，而在于怎么能开展治理。”张兴义对记者说。

治理工作难以开展，这也是基层官员反映得最多的声音。

海伦市水务局副书记董树清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从集体负责向个体负责转变，而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之后，农民对土地更为敏感，从那时候起再想修建一些大的水土保持工程就相当困难了。

最典型的情况是，要在一片坡耕地上改变垄向，从顺坡打垄改为横向打垄，或者修建梯田，因为涉及多户农民的土地，必然征求所有农户的同意，而因为垄向改变后必将涉及土地的重新分配，所以必然会有部分原来就分到好地的农户不会同意，那么，这项工程就无法实施。

还有比较常见的治理流失、强化水土保持的种植防护林、修建沟道等工程，都需要占用土地，而目前很多村集体早已没有留存的机动地了。

董树清向记者坦言，海伦此前曾加入过东北黑土地治理工程水土保持项目，国家项目有专门的治理配套资金，一期治理效果很好，但到二期的时候却不愿意再加入了。“原因很简单，国家没给占用土地补偿金，实践起来难度非常大，资金上也得不偿失。”

曾经当过光荣村村支书的孙建中说起水土治理来更是直摇头：“现在是没有办法了，老难老难了。”

他介绍，过去有所谓“两工一车”，农民有义务参加村里的集体公益，修梯田、抢险、环境整治，现在取消了，很多公益事业也停滞了。

“现在农民也越来越懒了，机器化耕作，全村用农家肥种地的不过5%。”

过去，为了培育土地肥力，曾试点要求农民向土地输送定量农家肥料，不实施的，要补交土地补偿金，后来也被叫停。

“现在农民负担是高压线，哪怕什么事情都不干，也别碰农民的东西。”孙建中认为，中央许多政策的初衷是为减轻农民负担，但真正到了基层，却造成了其他的新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村民也都承认治理水土流失很重要，但他们管不了别人家里的地，也管不了太长远的事。

董树清倒没有什么怨气，他坦言无论是施用过多的化肥还是不积极配合治理，无非是农民在对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上的一种普遍心态，无可厚非。

至于已经受到诸多批评的使用化肥导致黑土地板结、变薄、变瘦的争议，张兴义这样的学者和基层官员有着惊人一致的观点———作为中国粮仓的东北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取消甚至只是少用化肥都是当下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环保的角度，从黑土生态的角度，化肥确实是太多了，如果减半怎么样？首先国家不答应，因为中国马上就会陷入粮荒；其次农民也不答应，因为大幅减产他们就没有经济效益了。”

水土保持法过“软”

1991制定、去年修订后实施的水土保持法，尽管明确是要“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在实践中，仍被批评为“毫无作用”。

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都在农村搞水保措施的张兴义直言，水土保持法规定得好，但在实践中执行很差：“法律说要水土保持，可是老百姓不干，怎么办？”

统观这部60个条文的法律，几乎通篇均是对造成水土流失的处理，却罕见对水土保持不作为的提及。

作为水土保持的行政主管部门，海伦市水务局副书记董树清分析，同样是小法，森林法就比水土保持法执行得好，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水土流失、水土保持非常难以量化，而在法律上，难以量化就难以处罚。

基层官员也认为水土保持法过软，授权力度小，惩罚又难以实施，一位基层干部在被记者问及水保执法工作感觉时犹豫了半天，最后嗫嚅着低声说：“我总不好说这法有跟没有一个样吧。”

海伦市下面有个东风镇，多年来一直是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样本式典范，却被认为非常难以复制。

东风镇的成功之道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时任东风镇革委会主任的王开化发动全社群众实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大兵团作战，抢修梯田，植树造林，加肥改土……“有时甚至逼着百姓干，当时是被百姓骂得最多的干部，可是现在，东风镇当年种的树全成材了，水土保持得最好，森林覆盖率最高，东风成为海伦最富裕的乡镇，无非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提起东风水土流失治理的成就，至今官员们仍流露出对王开化当年铁腕的羡慕。

在农村，水土保持困难重重，基层官员和学者都提到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无数次被强调的一个核心原则“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被认为是东北黑土地水保开展的一大障碍。

张兴义在多种场合呼吁，国家应当给予水土流失严重区域以特殊政策，在这类“特区”，必须以水土保持为优先，农民仍然承包土地，但有保护性利用土地的义务。

董树清坦言，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保护下，如何治理水土流失对基层而言几乎是无解的难题，因为土保的根源在土地，只有等第二轮土地承包结束后，再分包土地时留出足够的预留地，用于今后水保的占地补偿，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目前基层能想到的破解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土地流转，使土地使用权通过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这样既解决了水保问题，也能开展规模化经营。

然而，黑土资源的告急，专家和媒体的呼吁，丝毫无法放缓黑土地流失的速度，而粮食安全压在黑土地上的负担、耕作者本身对土地的予取、予求以及如今农村治理水土流失面临的各种困难，似乎都注定了这并不是一个短期可解的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