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本科停止扩招,福兮祸兮（2）

风险

13年高校扩招最为人所诟病的隐患或负面后果，大致有三：教学质量下降、高校负债、大学生找到他们认为是合适的工作比较困难，社会上出现一个具有失意感的“文凭—知识群体”，比如“蚁族”。

《意见》的出台，虽然主打“提高教学质量”，但无疑有消除高校负债、减少具有失意感的“文凭—知识群体”的考虑。他们是扩招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当初为了刺激经济的教育，成了一种对社会风险的制造。

张静把这一社会后果解释为教育和社会结构不匹配，以及整个社会从价值观念，到分配标准等，没有和教育政策配合的后果。

就古代的科举制而言，教育就是用来为官僚系统培养人员及后备军，维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的。因此，一种受教育的身份获得，比如进士、举人，基本上可以对应于他在社会中的某一地位和资源。

在199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沿袭了这一传统，那个时候，大学包分配，学生毕业后都可以进入到“大体制”里面，比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拥有一个相应的位置和资源。教育实际上也是为了这个“大体制”的社会控制的。

这两种为了体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教育，都属于精英教育，产出的人，体制可以吸纳。

然而1999年以后情况不一样了：人多了，且不包分配，即教育不再承诺一个人拥有某种身份就可以天然地获得一个相对较高的社会位置和资源，他需要完全依靠自己的知识、技能去搞定，前提是，有机会。

但正如张静所说的，这些人对自己的想象是不能再进入原来的社会阶层了，而是必须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比如进入管理层，但社会并没有那么多职位给这些人。那么，教育就具有了一个负的功能，就是不断地生产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

反观网络舆论，“情绪群体”其实更多地是“文凭—知识群体”。这种情况，和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19世纪的欧洲所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多少差别。

当不想沉默的“文凭—知识群体”，和沉默的大多数有共同的挫败感时，社会风险就被放大了。

影响

任何一个公共政策，作为一种对“社会”影响颇大的“政治”，无论是教育领域，经济领域，行政领域的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冲击社会结构，改善或恶化它。停止扩招，其影响超出了教育领域，具有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涉及一个社会以何种阶层结构，向哪一个方向演变。

停止扩招，最能看得见的结果是：今后，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减少，工作更好找一些。社会整体的风险，似乎将因此而降低。

另一个同样可以看得见的结果则是：一些青年在高中毕业后，在不愿或无法去接受职业教育的情况下，将提早出现在“社会上”，也就是说，理论上，他们被剥夺了用上大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在中国，这一机会的重要性，对于平民子弟来说，仍然是第一位的。

在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所占比例已经减少很多。收紧招生，比例将更加减少。停止扩招，更不利于社会流动。

在停止本科扩招时，《意见》并没有收缩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而是把增量放在“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也就是说，就“文凭”这一符号来说，放在高等教育的高端和低端。

从形式上，这将意味着，这一公共政策传导到社会阶层结构上，可能会使发育已经受到阻碍，呈现“下流化”的中产阶层，将更缺少未来的阶层成员。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的情况下，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难以得到扭转。

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目前为26.5%，虽然学生总数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总人口中的大学生数”并不高。发展职业教育这一方向是对的，中国的经济结构，缺乏大量的技术工人，但以抑制本科招生人数为代价，有点牵强。另外，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转型，对本科生的需求并不会萎缩。

最好的办法，也许只是把《意见》当成一个临时性的政策，根据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予以调整。同时，教育本身也不能单打独斗，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得到教育资源的大量投入，也需要在分配标准、社会评价上，改变社会对整个职业教育的态度。

教育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一个理性的，能够产生正向社会后果的公共政策，需要与“刺激经济”之类的功利性思维一刀两断，回到尊重教育规律，与社会经济结构匹配的轨道上来。它在考虑消除自己制造或参与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时，也要看是否会产生另外的社会风险，或放大本已有的社会风险，然后，从中进行权衡，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