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壮海：文化自信的基点应确立在哪里？

文化自信在当代中国的日趋增强，正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创造着不可或缺的心理准备和思想条件。然而，在充分认识增强文化自信深远意义之时，我们还应当思考，在当代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立足点是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当代先进文化？

我们如果缺乏立于当下的文化自信，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将会流为思古之幽情，成为无力应对现实和外来文化冲击而只能暂避一时的“精神慰藉所”，创造未来新文化的自信与活力也将会因缺乏当下的根基而无以真正挺立和激活。

当代的中国，正为文化强国的理想所激励而奋力前行。当文化自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当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中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珍视，当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坚定有力，当世人基于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惊叹而越来越瞩目于中国文化的魅力，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化自信在当代中国的日益增长。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我文化的确信，文化自信既是一种文化传承创新的精神基石，也是一种从容应对不同文化间交流交融交锋的价值底气，是文化维护自身安全、彰显自身特性的第一道思想屏障。因此，文化自信在当代中国的日趋增强，正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创造着不可或缺的心理准备和思想条件。

然而，在充分认识增强文化自信深远意义之时，我们还应思考，在当代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点应当确立在哪里？

当下的文化自信主要以悠久辉煌的传统文化为指向

当下国人日渐增强着的文化自信的特征之一，便是以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传统文化为重要指向。文化自信中的这种特点，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出现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笔下，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文化自信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亨廷顿以经济发展为文化自信与文化复兴的重要前提性条件，同时也努力从文化角度寻找经济成功的内在奥秘。在这两种视角的结合中，他从整体上描述了东亚人在其经济上获得成功之后对其文化独特性的强调及其文化自信的复兴，也具体论述了中国的情况。他以“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来描述当时中国复兴着的文化自信。

亨廷顿对20世纪后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解读显然包含着他的误读，但是，他所点出的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自信心的恢复与增长则从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其时中国文化自信恢复中的重要特征。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更大成功，随着文化意识在当代中国更为普遍地觉醒，文化自信以对传统的自信为重要内容这一特征，已经更加明确地展现出来。诸如，对传统文化优秀资源的珍爱、回采与利用，正在赢得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同、参与和投入，各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热潮中已经日益清晰地响起国学热的琅琅书声；不同区域在对文化优势和强势地位的追求中，文化传统越来越成为人们借助的历史资本和发展资源；在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传统文化也往往作为“中国元素”的基本载体而盛装出行；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民族精神弘扬、核心价值提炼、精神家园构建、文化产业振兴等的探讨之中，如何深度开掘传统智慧的当代意义更加成为无法绕过的重要话题……

的确，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传统既是孕育新生事物的母体，也是人们借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的重要资源。而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持以高度的自信，则是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承扬的认识前提，是新的文化建设能够立于文化发展已有历史高度之上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创造、积淀了独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但也曾在不小的范围内出现过虚化历史和视传统为历史的包袱、前进的阻滞的现象，并将对传统的离弃奉为文化开新的门径，文化发展的进程也因之而留下了不少发人深思的经验教训。就此而言，当下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心的重新确立，应是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