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资本主义那跨不过去的坎（2）

哈特和奈格里在他们对全球资本主义逐步“去辖域化”的权利的迷恋和让大众反抗资本主义大写的一的权力的修辞之间反复踯躅不前。那精打细算地无情地摆脱其物质劳动现实的金融资本，这个对于传统左派来经典的黑暗兽（bête noire），已经被看成是未来的瑰宝，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强劲的动力，也是资本主义最游离化的方面。今天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即非中心式的决策形式，资本的超级动态性和灵活性，多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都可以被看成迎接大众统治来临的临界点。似乎在“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那里，即在黑格尔式的资本主义那里，这种从在其自身中的模式向为其自身的模式的转换已经万事俱备了——唯一欠缺的是纯粹的形式转化的东风，就像某人在启蒙与信仰的斗争中黑格尔所推进的人一样，

在那里，黑格尔说道：“它作为一种不显形迹和不受注意的精神，悄悄地将高贵的部分都到处渗透，随后彻底把全无意识的神像的一切内脏和一切肢体都掌握起来，‘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它用肘臂把它的同伴轻轻一推，于是，稀里哗啦！神像垮在地上了。’……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连当天中午都不见血迹了，因为病的感染把精神生活的一切器官都已渗透。”（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译参考了贺麟，王玖兴译本，《精神现象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 84-85页）

甚至那种与这种新的人类精神的认知论的观念相平行的东西都在这里遗失了：脑科学告诉我们在大脑中没有一个大写的中心自我，告诉我们我们的决策如何诞生于那种此时此地的行动者的无序的交往关系之外，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智”生活是一种“自我创制”的过程，没有任何预先的中心行动者（这是一种十分碰巧的模式，其正好与今天“去中心化”的资本主义相兼容）。因此新的自我统治的大众社会就像今天的认知论的自我观一样，它认为自我是一种根本没有中心决策的大写自我的相互交往的行动者之间的混乱无序状况。不过，尽管哈特和奈格里看到今天的资本主义是不断增强的大众的主要位点，它们仍然需要站立在大写的一的地基上，就站在那个反对大众的大统治权之上。它们是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的非常清楚：当资本主义生产出大众，它就将其包含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中，因此其释放出来的恶魔无法控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难道哈特和奈格里都没有犯类似于马克思那样的错误吗：即那种纯粹统治自己的大众不过是最高的资本主义幻象，即资本主义幻象的自我革命的永恒动力机制自由地引爆这个内在的眼中钉？换句话说，这种资本主义形式（一种非常适合于剩余机制的形式）不再是自我推进的生产的运动必要的形式，形式框架和前提了吗？

最终，当哈特和奈格里反复强调《大众》不过是本“哲学书”，并告诫读者“不要指望从书中找到对要干什么问题的解答，或者提出一个具体的行动程序。”（《大众》英文版，前揭，第xvi页），这个限定并没有他们看起来那样中立：它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瑕疵的方向。在描述了对帝国的多重反抗形式后，《大众》终结于一个弥赛亚式的注解，指出这走向了一个大断裂，一个关键性的决定时刻，那时，大众的运动将直接带来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在长期的暴力与矛盾，全球内战，帝国主义的生命权力的腐烂，以及生命政治性的大众的永无宁日的苦役，以及悲怆和改革的建议越积越多，这些都必须在一个重大事件，一个彻底的起义的要求中得到解决。”（同上，第358页）然而，在这一刻，当我们期望从理论上来最简要第描绘出这个断裂决定时刻时，两位理论家再一次告诉我们蜷缩到哲学中去： “然而，像这样的哲学书，对我们来说，最紧要的任务并不是来估算未来革命政治的决定性时刻。”（同上，第357页）哈特和奈格里在这里演出就是迅速地跳来跳去：当然，我们不能向他们咨询一个关于那个决定时刻，那个走向全球化的“绝对民主”，即那个大众自己主宰自己的过程的详尽的经验上的描述；不过，但如果这些判断拒绝从事这样具体的未来预测是否遮掩了其在内部观念上的窘境和不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是对这种质的飞跃，即从大众抵抗主权权力的大写的一的统治向大众直接自己统治自己的过程的观念上的结构的描述。他们对这个过程的观念上的结构如此晦暗不明，只是从抵抗运动中列举了几个粗浅的例子，恐怕只会导致更对的怀疑，即那种完全透明的一切人统治一切人的彻底的民主将会同它的对立面媾和。

哈特和奈格里在质疑了标准的左翼的“掌权”的革命观念上是正确的：这样的策略承认了一个权力结构的形式框架，并将其目的仅仅限定在用“我们”（另一个掌权人）来取代“他们”（掌权人）。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真正的革命目的不是去“掌权”，而是去摧毁国家权力的机器。而“后现代”左翼的含混性也要求去抛弃“掌权”的过程：难道他们要忽略现行的权力结构，或者毋宁是只是通过创造一个外在与国家权力网络的替代性空间来抵抗权力结构（就像墨西哥的萨帕蒂斯塔解放军那样的策略）；或者说难道他们真的意味着去我们需要将所有的根基都从国家权力中抽身出来，以便国家权力自己慢慢腐烂掉，崩溃掉？在第二个例子中，关于大众直接统治自己的诗性化的概括是完全不够的。

哈特和奈格里在这里粘合了两个由拉克劳和阿甘本创造出来的术语。在拉克劳和阿甘本之间的最大差异涉及到权力结构的不连贯性：尽管他们都认为其是不连贯的，但他们俩的立场却在此分道扬镳。阿甘本关注的是在合法权力（法律统治）和暴力之间关系的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通过一个弥赛亚式的乌托邦的希望得到维系，即我们有可能彻底地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并走出这个循环（即以本雅明式的“神圣暴力”的方式走出去）。在《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中，阿甘本参考了圣托马斯?阿奎那对那个困难的神学问题的回答：那个既不知道罪恶，也不知道上帝的未受洗礼的婴儿们的灵魂会怎样？

他们没有罪，那么对他们的惩罚“不能是一种痛苦折磨（如在地狱中的折磨）的惩罚，这种惩罚仅仅是一种私人化的惩罚，即他永远看不到上帝。他们寓居在灵魂的漂泊中，相对于那些收到诅咒的灵魂，他们完全感觉不到由于看不到上帝的痛苦……他们不知道他被剥夺的是一种至善……而最大惩罚——看不到上帝——被转变成一种自然的快乐：这是一种无法挽救的缺失，但他们可以在没有那种神圣缺失的痛苦中持存下去。”（阿甘本，《即将到来的共同体》，迈克尔?哈特翻译，英文版，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5-6页）

对于阿甘本来说，他们的命运就是一种补救（redemption）的模式：“他们被抛入到一个罪的世界，而他们看不到正义：沐浴在他们身上的光芒是伴随着最新生（novissma）[2]的死亡这一判断的到来而降下的一道不可救药的光芒。在他逝去之后，那个在大地上开启的生命就是纯粹的人类生命。”（同上，第6-7页）（我们只能在这里记得芸芸众生仍然停留在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剧结尾处的舞台上，静静地目睹了诸神的毁灭 ——他们对此手舞足蹈又如何呢？）与之相比较（mutatis mutandis），哈特和奈格里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即他们将对权力的反抗看成是对奇迹般第跨越到大众真正地自己统治自己的“绝对民主”所做的准备—— 在这一点上，其中的张力被解决了，自由将会在永恒的自我增长中爆裂掉。阿甘本同哈特、奈格里的不同可以用一个黑格尔在绝对否定和确定否定之间做出的区分来理解：尽管哈特和奈格里比阿甘本更反黑格尔，但他们的革命性跨越仍然停留在“确定性否定”的行动中，这是一种形式拒绝的姿态，他们仅仅设定在全球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潜在的发展，这是一种“现成的共产主义”（Communism-in-itself）；相对而言，阿甘本——在这里又是悖论性的，尽管他极度反感阿多诺——概括出了一种某种极其近似于晚期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所渴望的那种整全他者（ganz Andere）的乌托邦的轮廓，即补偿性地跳跃到一种非中介的大写他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