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今年以来连续四次上调准备金率,标志着政府提前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风险的决心。在治理经济过热中,如何谨防出手过快过狠,避免导致经济过热迹象之后的过冷和经济低迷,防止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成为决策者必须把握的。治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不能“猛刹车”,应该采取“点刹”的做法,渐次降速,是我们需要冷静思考的战略支撑点。
调控应顺应国际潮流防止出现回波呛水
2011开年之后,先发国家如美、欧出现严重通缩,却依然可能实行极大的“货币宽松”政策,2010年美、日整体通胀都在微乎其微的1%以内。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60%,广东等沿海城市的外贸依存度超过125%,大量依存国外市场要求我们提升调控水平,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引起一定程度的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加,美国大量印钞,可以将通胀压力转嫁给国外,但中国却无法将通胀压力输出。
当今世界,国际经济一体化,大家共处一个国际货币池,货币的跨境流动成为常态,全球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压力仍很大,中国旱情推高了粮食价格,中东动荡抬高了油价,日本地震和海啸扰动着市场预期,美联储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经济复苏的大趋势使得投资者们大量的买入普通股票,并且出售一部分为了渡过危机而购买的政府债券。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剧增,中国政府的单方面加息对于抑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不一定尽如人意。虽然通常认为货币发行过多导致了通胀,但目前通胀压力中农产品及原油价格上涨是主要因素,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由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混合型通胀,加息对抑制需求有作用,但对工资增加、粮食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动的通胀却无能为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贸易的兴盛和金融管制的放松,全球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比经济增长的速度多一个量级,但全球却经历了一个美妙的高增长低通胀时代,货币的增加并不天然导致通货膨胀。加息并非是当前宏观政策的最优选择。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后期,率先与国际主流国家货币不同步,说明中国货币投放策略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不足。中国自觉地站在美元、欧元、日元继续最大流量实施“宽松货币”策略的“对立面”,将使人民币在未来一段时期另辟挫折的新路,产生更大难以把握的波折方向。世界各国进入整体加息周期,中国则需要更审慎、艰难、机智的策略来加以应对这种矛盾。笼统地加息,有悖于扩大内需的长期发展政策,无助于宏观经济和物价的稳定。如果操作得不好,会造成中国政府为其他经济体的治理埋单,使刚刚回暖的世界经济重新探底。
热钱的全球游荡 呼唤调控的国际视野
再来谈谈热钱的问题,现在究竟有多少热钱流进中国,谁也说不清楚,有迹象表明,“热钱”从2005年起更多地流进了我国,对其估计数量也不断地刷新记录。在2005年,经估计流进的“热钱”约有500亿美元,从此以后,这个数字就不断攀升,从3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8000亿美元到17500亿美元。不管数字如何,有许多证据表明大量的“热钱”流进了中国。“热钱”源源不断地涌进我国,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热钱”流进我国需要用美元兑换人民币,这样就增加了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需求,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升值。而人民币升值又将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和失业率的增加。从通货膨胀本质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热钱流入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棘轮效应,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国际视野调整货币政策、优化利率,调整货币政策要坚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原则,双向浮动的汇率与利率政策组合,同时防止热钱快速撤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何更好地监督资本流动和全球流动性,如何为应对系统性危机加强金融安全网,以及如何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等问题被推到了此次宏观调控的战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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