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经济过热中的冷思考（2）

最近全球的趋势是，政府屈服于公众压力，上调补贴、失业救济金和工资。这将继续加大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压力，恶化近期许多商品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从长期来看，表面上增加的消费者需求可能会导致企业将上涨成本转嫁给最终消费者，可能会抑制短期的消费增长。实践证明，总量调节的“软政策”在中国国情下似乎总是无效，有时得到的甚至还是负效果。假如货币减少了，贷不到款的却不一定是那些已经发“热”的企业，反而更可能是那些急需资金的企业，假如税收增加了，多纳税的也不一定是那些需要抑制的行业，反而通常是那些急待发育的行业。因为中国经济的问题并非单纯的总量“过热”或“过冷”，而是有热有冷。相对而言，呈现出冷热不均、温差失调的局面，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是制度性障碍而非技术性误差，调节总量的货币政策显然不如调节结构的财政政策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必须摒弃有关当前通胀飙升是暂时现象的观点。除非经济萎靡不振，否则就算食品和能源价格在未来几个月内有所缓和，核心价格压力仍会加大。需要注意的是核心价格开始与先发国家脱钩，这就要求大幅度加强汇率弹性。如果不能采取果断行动，中国将不得不忍受结构性通胀率远高于以往水平的局面。　　

激发市场活力 警惕经济硬着陆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断采用顺应市场的新策略和新政策。而世界在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在变化，尤其在美国金融危机后的新的经济格局下，因此中国政府需要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的新对策。

中国数十年来实行的金融压制导致广义货币供应量（M2）扩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2％，这为投机行为提供了庞大的潜在流动性；而实际存款利率为负，又鼓励储蓄者积极寻求替代性选择。这样就有足够多的货币资产为规模大得惊人的泡沫提供资金，中国政府对定价的干预扭曲了市场，造成各种可能远远偏离平衡的价格背离现象。从蔬菜到住房，中国政府的控制价格努力只是在市场寻求平衡期间将负担转嫁给了供给方。随着流动性从一类资产转移到另一类资产，于是在投机者与政府之间便形成一种形同“打地鼠”游戏的局面。

在中国的国民支出中，消费只占36%，居世界最低水平。相比之下，投资金额在总支出中占近一半。发展要可持续地顺利进行，这两者的比例就需互换。通货膨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通货膨胀做出过激的反应。现实情况常常是政府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劳动力、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中国政府需要在教育、社保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

要治理目前中国经济过热的迹象，还需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利用利益刺激和竞争激励。这种刺激和激励，对企业生产者和投资者来说就是利润刺激；对作为消费者的居民来说，就是选择最有效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实现使用价值最大化和最优化组合的刺激；而对作为劳动力供给者的居民来说，就是自愿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和教育，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竞争能力，进而在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谋求更好的职业和报酬的刺激。其结果就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足够的内在动力。中国在未来开展竞争的立足点，不能仅是商品化的大规模制造，而必须是创新和各个生产行业推动的新型服务，市场在推进技术进步方面具有其它机制不可替代的功能。其原因主要出自市场竞争的外在强制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迫使经济当事人要不断地、积极主动地在科技投入、研究开发、引进吸收消化先进的技术设备等方面努力进取，以便在竞争中以性能更好、质量更高、价格最廉、成本最低的商品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在激烈争中迫使劳动者和管理者不断地自觉接受培训、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知识等，也有助于推进科技进步。通过建立主体公平的市场环境，规范投资行为。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必须相应增加对于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以及资源型产品的进口，做到进出口总体平衡，略有盈余。要进一步放宽对境内居民和企业的持汇和购汇限制。要进一步促进货物和服务贸易便利化，逐步由经常项目强制结售汇制度向意愿结售汇制度过渡；通过提高居民境外消费和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以增强贸易项目和收益项目的平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