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型经济时代收入分配改革战略

[摘要]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是驱动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关键。为此，需要实施收入分配改革战略，重组要素分配格局，大力提高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比重；建立完善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稳定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依托财税政策工具，催生收入分配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提高整体居民收入水平。

[关键词]创业型经济；收入分配；人力资本；财税政策

伴随着创业型经济时代的到来，引领、刺激以及膨胀消费，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是驱动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关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额与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导致内需匮乏，是阻碍我经济战略转型、走向创业型经济的重要因素。单纯依靠短期的积极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拉动居民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实施收入分配改革战略，重组要素分配格局，大力提高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比重；建立完善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稳定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依托财税政策工具，催生收入分配改革体制机制创新，以提高整体居民收入水平，形成拉动内需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一、实施收入分配调整 形成扩大内需的动力源泉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额与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导致内需匮乏，是阻碍我经济战略转型、走向创业型经济的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2239.1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149112.6亿元，增长了66倍，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48.79%下降到2008年的35.32%，下降了38.14%，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大约为美国70. 1%、日本52%、印度54.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1978年的899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109998.2亿元。

单纯依靠短期的积极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拉动居民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价格水平相对稳定情况下，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主要因素。但是我国自1978年以来，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一直低于GDP 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我国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31上升到2008年的0.46，已经超过国际警戒0.4的水平。收入差距过大也是造成居民收入水平长期较难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主要体现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方面，还体现在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内部群体性收入差距扩大上，以表1、表2反映的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为例，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城镇收入明显向高收入阶层集中；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阶层与最高收入阶层收入比为1：3.22，2007年为1：8.74。1990年，高收入和最高收入阶层的人口占调查家庭总人口的17.2％，他们获得的收入占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的26.8％。相反，占人口22.8％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阶层收入仅占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的14.3%。到2007年，占人口比重只有18%的高收入和最高收入阶层在总收入中所得到的份额高达38.1%，而处于低收入和最低收入阶层人口占22.4%，收入却降为8.7%。这意味着城市20%的人口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不足10%，而不到20%的人口获得了社会总收入的1/3以上[①]。

数据来源：贾晓宇.国民收入分配对内需的影响[J].辽宁经济，2009，09.

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是提高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也是拉动内需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是拉动经济持续、良性长期增长的“马车”。社会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居民消费的价格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在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内需求水平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当居民收入提高时，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也会随着增加，企业为了满足社会的消费会增加加大投资，扩大厂房并雇佣更多的工人生产产品，最终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实现经济良性增长循环增长。但是，这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一定的收入分配制度与之相配合，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潜在消费需求因收入下降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二、重组要素分配格局 提高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比重

创业型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因素与资本、技术结合，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创业型经济是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创业型经济是创新、创业活动密集的时代，科学技术始终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从企业层面来看，技术创新创业活动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完整的企业资本必须要耦合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才能实现商业化。人力资本是企业资本增值的主要源泉。按要素分配理论也把人力资本列入“生产要素”行列，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舒尔茨、贝克尔等人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要素价值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力资本参与收入分配始终是西方经济学主流。[②]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经济全球化”、“知识智能化”、“贸易国家化”促使人才与技术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成为参与分配的基本要素。

改革分配体制，提高劳动收入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据相关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7年之中下降11.7个百分点。其中，职工工资及福利总额占GDP的比重在15%～20%之间，而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多在54%～65%之间。劳动收入分配差距体现出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此，后危机时代，抓住分配体制改革契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劳动者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增加劳动者技能学习，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提高自己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的维护者政府部门，完善市场机制，在保证经济正常增长和企业利润合理增长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确立工资指导线，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使劳动报酬能够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的增加。

三、建立社会普遍服务体系 稳定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

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消费需求不振的背景下，政府致力于构建面向社会的普遍服务体系有利于稳定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建构刺激居民消费提升的基础。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要义是指市场主体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公共服务的社会公正性以及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首先，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提供了均等化的社会权利，即人们获得平等获取公共服务的权利。此外，纵观新兴国家崛起的战略历程，在国家脱离“贫困陷阱”后，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附近时，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还处于徘徊、停滞不前阶段，没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对大国兴衰史进行国际比对不难看出，一些国家之所以难以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原因在于缺乏支撑经济社会多元复合转型需要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3600美元，构筑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