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外部归因。埃里克(2011)通过对码头工人社会运动的观察发现:我们都有一种倾向,就是从自身以外的原因寻找解释自身失败的理由,这被称为“外部归因”。哪怕我们自身的处境是由个人能力、性格、外貌、健康等个人因素造成的,我们还是会坚持向外寻找理由。与之相反的,成功者哪怕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他仍然相信是自己的优秀造成的,这就是“内部归因”。[11]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一般会形成一种共识: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政府的腐败造成的,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于社会、政府和制度。为了表达不满,有挫败感的人群就会在网络的煽动下走上街头抗议,这种街头抗议在意见领袖的组织诱导下有可能归结于政权的原因和制度的原因。
第七,敌对共识。对社会秩序和现政权最大的挑战是敌对共识的形成。所谓敌对共识,是社会群体在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诱导下,把多数人的注意力禁锢在一个方向上产生一种情绪和立场的趋同。意见领袖往往用这样一种共同的感受和情绪来定义社会紧张的原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社会不公?是因为有不合理的制度、专制的政府、腐败的官员。这样一种敌对共识对于突发事件给予共同的语境和解读。整个中国现在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有些是个人行为或者个人的刑事犯罪,最后都被解读为政府和体制的问题,这就是敌对共识。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敌对的共识,大家就有共同的期待,期待改变制度等。
三、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舆论引导与管理
突发群体性事件之前,舆论先行。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是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动荡的催化剂,舆论引导的目的是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控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范围,为社会发展争取良好的舆论环境。
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的目的是通过强化、放大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舆论,削弱和化解消极的、破坏性的社会舆论,疏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舆论引导工作至关重要。
第一,高度重视舆情信息工作。舆情的监测、研判、预警、干预等系统工程,统称为舆情信息工作,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基础,是防范、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前提条件。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社情民意,反复强调要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更好地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在新的媒体环境下,党和政府需要在完善已有舆情信息汇集渠道的同时,开辟多种新的舆情信息表达途径,如重视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介形式表达舆情的渠道,以及建立专门汇集和分析舆情信息的舆情直报点等其他渠道,让民众的呼声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给党和政府。此外,舆情信息工作及时发现处于萌芽状态的矛盾冲突,迅速收集社会群体的思想动态,有效反映各类社情民意,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化解社会冲突提供了可能。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成果“舆论引导及社会舆情预警系统”(简称舆情系统)是以社会舆情的监测、研判和预警为工作目标,以互联网信息挖掘技术和分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软件为主要工具,以灵敏高效的工作网络机制为保障,为党和政府的舆情管理等相关部门提供服务的工作机制。其目的在于及时了解和把握社情民意,对当前社会热点话题进行科学分析和研判,尽量降低各类突发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学预测重大危机事件的舆论走势,提供危机管理和应对的决策参考。
第二,维护人民利益,争取民心民意,提高执政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民心的前提条件,是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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