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假如中国不停止计划生育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旨在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被广泛而严厉推行。

值得反思的是；有时奋力爬出泥潭，却匆忙奔向沼泽；有时急于躲避一个陷阱，却落入另一个陷阱。中国刚从“马尔萨斯陷阱”中艰难爬出，但未曾想很快即落入“老龄化陷阱”。

据统计，1980年以来，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2008年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1.65亿，占总人口的12%以上。

少儿人口绝对数呈大幅下降趋势，1995年前后中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3.34亿人，2008年减少到2.52亿人。

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将会达到3.2亿以上，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很显然，“少年中国”正在逝去。

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缓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因此当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时，一个国家应该已经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能够承受来自老龄化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才进入老年社会，富老同步。

但是，中国是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经济尚不发达、人均GDP不到3000美元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年社会，未富先老。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广东于2003年出现人口老龄化。

联合国的报告强调，从没有一个国家尚处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便开始出现老龄化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绝大多数国人刚刚摆脱贫困，却面临衰老。

2010年1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报告称；“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但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成本越来越高，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尤为重要的是，独生子女政策损害了社会生态，直接导致人口老龄化、性别比严重失调等问题。

社会生态失衡不仅对于中国经济，而且对社会、文化、教育乃至国防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相关教育专家宣称，随着出生人口基数的下降，18－22岁适龄学生数量的减少，中国很多大学将面临破产危险。

经济增长势必放缓。长期以来，出口、投资与消费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人口老龄化将重创三匹骏马，使中国经济快速运转的车轮放缓。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中国的“人口红利”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约40年。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是800－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得到了充分保证。

研究表明，在2000年之前的GDP增长率中，增加的劳动力的贡献率达到24%。从人口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好时期最多只有20年左右。

当前，非就业人口与就业人口的比例最低，即处于所谓“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未来20年“人口红利”逐渐耗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将随之消失，如此使得中国所依赖的出口这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失去动力。

中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与私营企业的成长与壮大紧密相关。但是，人口老龄化及其负面效应使私营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中国众多私营企业就是在传统的亲属中孕育、成长与壮大的，家族色彩浓厚。

如今，家庭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量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成人后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也不再生活在传统的纵横交错的家庭网络之中，很多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织纽带将会丧失。

如此，成年后的独生子女难以或不愿承担起企业持续发展的重任，“富二代”的消极影响明显。民营尤其是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受到挑战，这为所谓“国进民退”从侧面作了一个新注脚。

未来中国的“银发经济”不足以填补“人口红利”的损失。日本进入老龄化后，出人意料出现了一个“银发经济”，即为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各种产业，从而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途径。

中国一些经济学者为此感到兴奋，声称“夕阳人群，朝阳市场”，商机将超过1万亿元，能创造上千万个就业岗位。然而，这些专家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日本富老同步，中国却未富先老，中国老年人的消费能力远远无法与日本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