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从神舟九号透视当今世界（3）

对西方“隔岸观火”之后，我们再看伊斯兰世界。如果经济危机是西方“城门失火”，伊斯兰世界就是“殃及池鱼”。经济危机席卷西方之后，其对外投资大量减少，进口也大幅度降低，海外旅游人数更是巨减。这对依赖西方的中东非产油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于是一场阿拉伯革命从突尼斯点燃，并迅速波及整个个中东地区。然而，一年多过去了，除了美国驻军的巴林，在来自国外的沙特军团协助下镇压了革命、叙利亚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仍在苦撑之外，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都取得了成功。然而革命显然并非解决问题之道，最早成功的突尼斯却被伊斯兰政党赢得大选，收割了革命果实。随后国家又被四处蔓延的骚乱所震撼，不得不宣布在包括首都在内的八个省市实行宵禁----而引发突尼斯全国暴力事件的直接原因，只不过是在首都北部小镇马尔萨举办的一个雕塑展览中的一些作品被认为“损害了伊斯兰宗教，诋毁某些伊斯兰教圣物和圣地”----官方结论是“伤害了突尼斯人民的感情”（可以理解何以一个小贩的自焚就能引发突尼斯革命）。利比亚则出现了无政府状态，革命中成立的过渡政府毫无权威，面对战争中崛起而如今飞扬跋扈的武装团体束手无策（为争夺地盘经常大打出手、私设公堂，不经审判就将大量民众投入监狱广施酷刑，对支持卡扎菲的部落残酷报复；临时政府收缴各派武装武器的指令形同废纸），东部则宣布自治，部落冲突此起彼伏，国家正在走向分裂边缘。不仅如此，还要依照伊斯兰法制订法律实行一夫多妻制、禁止妇女离婚、引入伊斯兰银行和禁止银行利息等。利比亚最新引发世界关注的事件则是：四名国际法庭的代表在前去会见被囚禁的前卡扎菲之子赛义夫时以间谍罪和通敌罪被扣押----如果此类事件发生在卡扎菲时代，西方哪能像今天这样如此淡定？ 

而这里最值的一说的还是埃及。埃及做为中东传统大国和伊斯兰世界事实上的领头羊，其革命成功最快、代价最低、唯一按一定程序实现权力交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革命样版，也重蹈阿拉伯革命的覆辙。革命成功之后，埃及经济更加恶化，通货膨胀高涨，国家外汇储备迅速缩水，犯罪率激增，公共服务瘫痪，社会更加动荡。革命中形成的广场效应一直无法平息，依然被此起彼伏的抗议人群所占居。率先举行的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次公正和自由的国会选举，伊斯兰政党不出意料的以极大优势赢得选举，而自由派政党得票率仅为13%。在这种情况下，曾声称不参加总统大选的穆斯林兄弟会改变初衷派代表竞选。今年五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则出现了西方形容为的“噩梦景象”：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与前空军司令及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进入第二轮，并将于6月16日举行第二轮总统选举。自由派的叹息颇具代表性：“感觉就像革命从未发生过。” “兄弟会专制而狂热，沙菲克则是穆巴拉克挑选的人。这是非常糟糕的结果。这场争夺中没有革命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法国《解放报》直斥这是埃及失去的春天（阿拉伯之春）。 

然而，革命后的埃及在创造神奇方面总能超出人的想像力：就在总统选举投票前两天，最高宪法法院14日却裁定去年的国会选举违宪，选举法也违宪，由比例代表制产生的三分之一的国会席次“违宪”，因此“整个国会组成都违法”，下令解散国会，国会将面临改选。军事最高统治当局则自行宣告拥有充份立法权，并在15日宣布组成100人的机构，负责起草新宪法。在国会占多数席次的穆斯林兄弟会谴责这项裁决形同“军事政变”。整个国家处于大爆炸的前夜。 

阿拉伯革命演变到目前的乱局，并非偶然，实是历史的必然。从大的历史视野看，这是伊斯兰文明走向现代化尝试的另一次挫折。首先，革命----二十世纪上半页以前的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已日益被淘汰。这不仅仅是由于革命破坏性效应成本巨大，更重要的是，风卷残云的革命浪潮席卷而过之后，往往什么也没有改变，甚至还会倒退。这一幕在阿拉伯革命中表现的尤其明显。相反真正取得有效进展的往往是渐进式、改良式的方法。中国一百多年来革命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但真正使得中国取得实质性、翻天覆地巨变的还是这三十多年的渐进式改革。伊斯兰社会转型成功的土耳其，就是在国父凯末尔高超的领导下，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了世俗化和现代化。 

其次，阿拉伯世界现代化屡屡失败的症结并不在制度而在于其宗教。伊斯兰教诞生后，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像基督教一样出现宗教改革，也没有实现政教分离。所以伊斯兰社会的变革既要打着宗教的旗号，又要摆脱宗教的束缚，实是两难。就是到现在，一夫一妻制、妇女的正当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更遑论其他层面的改革。 

第三，伊斯兰在探索走向现代化之路的过程中，不是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出发，而是照搬了西方的模式：一开始是经济模式----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埃及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经济改革，走向全面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包括提高税收、减少工资、货币贬值，削减政府开支如福利支出、电、油、食品补贴，以积累资金加大投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贫富分化，最后又是政治模式----如现在瞬间走向民主化。显然一种适合西方的模式未必就适合伊斯兰社会（更何况这种模式在西方也问题百出）。伊斯兰社会只要创造不出既符合自己国情又能融合其他文明的制度模式，其走向现代化的前景将十分的渺茫。 

当然每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利比亚是由一百多个部落组成的，国家成立很晚，也还没有建立起国家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民主，只能令国家走向解体。而埃及八千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尼罗河区域，资源缺乏，粮食依赖进口。这样的国情，决不是换一个政府就能解决的。就如同今天的希腊，危机以来政府已经频频更替，结果却是危机日益加重。 

与今天内外交困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比，正在庆祝神九升空的中国显然成了例外。如果究其根本，还是由于中国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终于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的现行制度既没有照搬他者，更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在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长期、内生性的演变。比如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制”。 到当代，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 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年龄限制、定期的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如果用我曾经多次阐述的观点就是： 

“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而中国显然两者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