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从“经济政治”到“权利政治”

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算是一个警告：一度让世界惊叹的“中国模式”，越来越穷尽它的潜能了。

幸好，经济放缓还只是这种模式在经济领域风险的一种轻度释放，离“崩溃”一词所描述的东西似乎还很遥远。更幸运的是，社会的、政治的一系列风险，现在还能hold住。

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无法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系于侥幸之上。

很多事情是逼出来的。当年邓小平说“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今天，不在如何组织、维持经济发展上和过去玩的那一套说再见，恐怕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经济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经济，“经济”的转型，实际上是“政治”的转型。

危险来临？

经济下滑让政府很紧张，要出手让经济“稳增长”，应该说是一种本能。毕竟，经济有麻烦，会引发社会、政治的麻烦，而这种麻烦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

可以对比的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的欧债危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社会并没有乱成一团糟。但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人们，若我们的经济出现大问题，出现的恐怕不会是这样的图景。

原因在于，在欧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或者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结构，都具有某种“自组织”的特征。这非常类似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韧性。因此，一方出麻烦，传导给另一方的破坏性力量比较有限。就算是美国的1929年经济危机，现在看来是如此的可怕，导向的也只是以政治的变革去改善经济和社会结构。

中国的情况确实不一样。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奉行的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计划经济确立，行政权力延伸到农村村社组织和城市居委会。其特征是：政治作为最有力量的一个系统，渗入到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同时又高居于它们之上。这样，经济、社会结构附庸于政治结构，由其意志加以型构，这三者本质上是同构的。可以把这一全能主义式的政治叫做“以革命为导向的政治”—它以“革命”的理想和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以及社会整合的手段。

但在一个应该以经济和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国家，“以革命为导向的政治”在逻辑上是自败的，它会窒息经济发展，而经济结构出麻烦，也就是社会、政治结构出麻烦，前者的麻烦有多大，对后者的打击就有多大。1978年后，它从历史中退场。

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于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登场，那就是“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而从19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已经不仅仅是消除政治认同焦虑的药方了，它还符合权力—资本集团攫取利益的先验渴望。20年来，这种渴望的变现愈演愈烈。

“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的大致特征是：国家不再追求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体化”和同构性，而是从经济、社会结构的某些领域里退出，解除某些限制，释放其活力，并把它们转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要素，比如召唤出个体工商户（后是民营企业）、农民工。

同时，政府虽然不再坚持自己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也并不固守，甚至还弱化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成为“组织”经济发展的主体。它不仅仍然控制着国有经济，而且以权力控制着一个社会中的资源。那么多年来的很多制度、政策，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服务。

另外，为了获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权力和资本的主导下，增长的成本被不断地转嫁给社会，账面上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以让“社会”埋单为代价。

和以上三点相结合的，是通过对社会的控制，维持有利于权力和资本的既有经济增长模式不被挑战，同时以加大治理成本的方式，阻止承担了巨大成本的“社会”产生破坏性力量，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就是“维稳政治”。

这种“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一步步地把中国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畸形地扭结在一起的高风险系统。

所以,社会如果无法再承受成本，经济增长就无法再维持，就会出现麻烦；而经济结构一出麻烦，必传导给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社会结构形成恶性的正反馈，政治结构被冲击的力度就得到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