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从“经济政治”到“权利政治”（2）

这样一个高风险系统，全靠“经济增长”来支撑和掩盖，只要在经济上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给人一种危险来临的感觉。

政经周期

“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不可能一直让中国经济继续高歌猛进，但它也没有信誓旦旦地说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就在哪个时间段终结。也许还可以支撑下去呢？

所以似乎可以弱弱地问一句：这次经济下滑，虽然是被既有经济增长模式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但是不是也与经济周期、政治周期有关？它是否可以解释为经济到了一个繁荣期过后的衰退时期，以及在一个政治周期快结束，另一个政治周期还未开始时而出现的疲软状态？

人类社会的很多东西没有“永动机”一说，经济发展也有盛有衰，有如春夏秋冬一样。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市场经济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逃不脱“衰退”、“萧条”的诅咒。虽然不一定“衰极而盛”（有可能在非常长的时间段一直衰下去了，翻不起身），但“盛极而衰”是常有的事。

几百年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呈现越来越短的趋势。背后的原因，当然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技术活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快，正如当年小作坊的小打小闹，和现代大企业的高效运作不可同日而语。

据相关研究，至少从1992年算起，中国的经济周期大概是10年一个轮回。巧合的是，这个经济周期，正与10年一次的政治周期大致重合。

比如，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中共十四大召开。第二年，即1993年，从中央到地方五级政府大换届。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强势启动，1992年的GDP增长率为14.2%，1993年为14%，1994年为13.1%，此后逐年下降，到2001年是8.3%。而这一年，正是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在这10年的政治周期中，大致完成了一个经济周期。

从2002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周期。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2003年，中央政府换届。2002年的GDP增长率为9.1%，一路攀升，到2007年为11.9%，2008年开始急速下降，为9%；2009年中国全力要“保8”，4万亿刺激一把后，不仅保了8，而且超9，GDP增长率为9.2%，2010年4万亿的效应继续存在，GDP增长率为10.4%。2011年其负效应显现，在通货膨胀之外，经济也出现明显下滑，为9.2%。而在2012年，实体经济已经比较危险，各方面困难重重，GDP预期增长率下调到了7.5%。　从这两个周期可以看到，大致而言，在刚开始的前几年，GDP增速是持续上升的，此后逐渐下降。影响的因素很多，但至少有“政治”因素在内。

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相互影响在美国比较明显。4年一次的两党竞争政治周期，选谁上台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在台上的那个政党，是否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从而需要“改变”。而这种“改变”，可能是在社会福利、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大调整。

在中国，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一个周期的后期，因忙于换届，“政治”的考虑可能压倒了“经济”的考虑，在经济呈现某种下滑态势时，在如何出手阻止方面，考虑得会比较谨慎；另外，换届后，由于“经济”对于政治认同具有凝聚作用，其考虑被置于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会有一系列动作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两个因素，都是“外部”对经济的影响。

要而言之，政治周期可以让经济增长曲线在短期内波动，但如果一种既定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玩不下了，政治周期是没有让它起死回生的能力的，而某些基于让经济上扬目的而出台的刺激性政策，反而可能让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积累自毁性的风险，让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自我局限更加放大。正如当初的4万亿的巨大刺激，其负面效应已开始显现。

所以，可以期待政治周期对于经济形势有所改变，但把希望砸到它对经济的逆转作用上是不现实的。只有转型到“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才可能得到根本转变，也才可能真正解决多年来所累积的诸多政治社会矛盾。

权利为王

“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的简单意思是：政府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或以“权利”为逻辑基点，或以它为目的，或以它为约束性条件。它不一定是唯一要考虑的东西，但在为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寻找保障，界定政府和市场、和公民的关系，出台一系列涉及公民权益的制度、政策时，无论如何必须首先考虑。

“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有三个优势，足以让中国选择它而扬弃“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

第一个优势，是给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性条件，使市场创造财富的功能不被损害，或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不至于因损伤严重而难以修复。这样，虽然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下滑甚至经济危机的存在，但总的来说，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其螺旋式增长可以预期。

欧美国家在这方面是典型的例子。但像一些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20世纪初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于世界第八位，但这一“经济奇迹”难以持续，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使它那么多年来都无法寻回荣耀，现在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好。原因之一，就是“权利”在其政治和经济系统运作中远非一个基础性的条件。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利经济”。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说法，只有个人权利得到清晰的界定和强有力的保障，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市场才不会遭到破坏。就是说，“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恰恰最能达到托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一种长期的、N次重复的游戏，而不是玩一次大的然后不管后果如何。仅仅就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或者效率而言，只考虑GDP而不太注重权利，确实极大地降低了成本，但从长期来看，把市场的基础破坏了，最终将使得掠夺财富的机制窒息了对财富的创造，零和博弈之下，增长也就到头了。

第二个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唤起和凝聚政治认同。就政治认同而言，它的真正来源，并非经济或其它东西，而是权利。按美国政治哲学家德沃金的说法，权利是“王牌”，对于很多东西可以一票否决。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利”成为政治思考、制度制订和政策施行的一个逻辑基点。

舍“权利”而以“经济”为王牌，并不能真正带来政治认同。它是政府角色的一种错位。后果之一，就是出现权力—资本利益集团这样的分利集团。它对民众权益的侵犯，恰恰弱化甚至消解人们的政治认同。不时发生的强制拆迁，既是“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合乎逻辑的结果，同时又说明它所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不侵害民众权益、从而消解人们的政治认同，就难以走下去的那一步。

第三个优势，是权利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建立政治、经济、社会相对独立的空间，使现在已经扭结为一个畸形的高风险系统的三者相对剥离开来，各自恢复自己的理性。这样，即使经济出现麻烦，一个依靠权利所建构起来的公民社会，也能够经受得住冲击，不致于让“社会”一触即溃，然后蔓延到政治结构。

对于中国来说，从“以经济为导向的政治”转变到“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是一个痛苦的蜕变，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