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为什么必须反思发展经济学（3）

有些学者发现，整体而言，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加速度，跟在“结构主义”之下的增长速度，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相比的话，六七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比八九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快。而且从经济稳定性来看，最初认为“结构主义”之下进口替代战略带来各种危机，但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以后，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原来的波动更大、危机更多。

所以，总的来讲，“华盛顿共识”的阶段成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迷失的20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也有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得不错，从发展的角度来讲，除了日本之外，亚洲出现了“四小龙”，它们的经济发展是相当快速的，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在二三十年时间里面变成新兴的工业化经济，大大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他们推行的政策并没有按照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所强调的进口替代。他们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政策，所以并没有按照当时主流发展舆论制订政策。他们的成功也不能用当时主流理论来解释。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各个国家开始进行改革转型。实际上最早进行改革转型成功的是毛里求斯。该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同样推行进口战略同样有很多扭曲，1980年代开始改革，推行类似我们从80年代推行的“双轨制”，就是给予既有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又放开了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进入限制，这种“双轨制”保证了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快速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越南的改革相对成功，推行的也是这种“双轨制”。其实，在东欧国家或者在前苏联国家中，转型效果比较好的同样都是实行“双轨制”的。所以，它们也不是推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简单的市场化、私有化。这些相对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或者是逐渐地转向市场经济，并且他们政府不管在发展或者转型过程当中都扮演着相当积极的角色。所以，它们既有原来“结构主义”所强调的政府干预，也有“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市场作用，但它们的理论，既不是“华盛顿共识”也不是原来的旧的理论。

刚才说理论应该帮助我们解释现象，不管是成功现象还是失败现象。过去的理论既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有些国家失败，并且根据过去理论制定的政策都没有达到目标，而成功国家的政策组合也跟原来的主流理论政策组合不一样。所以，非常有必要进行理论的反思。

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国际发展机构，其理论政策项目也受到了主流舆论的影响。世界银行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它的政策在1980年代以前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推行的也是怎么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大项目、大产业，当然也包括大的基础设施。由于效果不好，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也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推行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不过，它是一个国际发展机构，当然必须根据实践经验不断进行总结。这方面，世界银行也是不断在进行反思。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东亚的奇迹》【编注：英文名East Asian Miracle。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了《东亚的奇迹》的研究报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随后发表同名文章，对“东亚奇迹”进行了尖锐批评。1997年7月，首先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接着是日本和韩国，先后陷入金融危机，并逐步演变为经济衰退】。这本书解释东亚经济为什么取得了成功，为何鹤立鸡群。当时它们总结说这些东亚经济所推行的政策是，出口导向以及对政府对市场的积极干预。所以可以看出，它的总结既不同于原来的“结构主义”，也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反对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所以这既不是“结构主义”，也不是“华盛顿共识”。

2005年，世界银行又出了一本书，《九十年代的经验》（编注：英文名Growth in 1990s）。这是前苏联国家、东欧进行了10年转型以后，世界银行对其经验的总结。世界银行发现，发展转型比较好的国家，政策都有些特殊性，都有一些按照他们国家特定做法制订的政策，这也跟“华盛顿共识”不一样。“华盛顿共识”有一个政策组合，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遵行它。这本书总结了这些转型中国家的经验，认为有效的政策应该因国因地因时而异的，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策组合。

世界银行组织最新的一本书是2008年5月发布的《持续增长和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编注：英文名“Growth Report）。世界银行组织了以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为主结合的二十几位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制定上面有实践经验的实践者【编注：指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改委员会于2006年4月由世界银行发起成立，是世界银行制定发展援助规划和国际经济政策的核心咨询机构，主要任务是总结全球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提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政策建议。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担任主席，成员还包括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共计21人】，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3个经济体所取得平均7%的经济增长而且维持25年高速增长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他们发现这13个经济体普遍有5个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开放经济，不是内向型的经济；第二，都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形；第三，都有比较高的储蓄率，而且有相当高的投资率；第四，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第五，都有一个相当有为的、有能的政府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可以看出，这五个共同特征也跟“华盛顿共识”不一样，因为“华盛顿共识”只强调市场不强调政府的作用，“结构主义”只强调政府的作用不强调市场的作用。这个增长报告强调了经济是开放的、（强调）出口的。

这是世界银行一直在做的工作。所以我到世界银行以后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工作，继续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

“新结构经济学”之新

基于经济学理论和过去的经验，我提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是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跟它的变迁，研究发展过程当中经济结构为什么会不一样。

为什么发展过程本身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不断变动的过程？因为所有国家在现在经济增长以前都是农业经济，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生产活动都是在农业。如果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农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原来的百分之八九十，变成百分之二三十。当他变成经济发达国家的时候，农业占到不到百分之五。原来大量人口都生活在农村，现代化的国家人口都在城市里面，农民下降、工人增加，服务业在增长，政府不断结构变迁，这个结构变迁本身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结构？背后变迁的动因是什么？我想运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我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的决定因素以及这种结构不断变迁的原因，如果研究农业应该叫农业经济，研究金融应该叫金融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市场应该叫劳动经济学。也就是说如果我用这种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的变迁，我应该称它为“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叫它“新”呢？前面提到发展经济学早期是“结构主义”，它们也想去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当然，它们用的方法不一样，政策结构不一样，这就有点像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开始推动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与制度的演变，照理说应该称这个研究为“制度经济学”。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有一个学派研究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它的影响，它用的方法不是新古典的方法，它当时有一个制度学派。诺斯为了区分他的研究跟原来制度学派的差异，所以把它叫做“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跟原来“结构主义”区分。

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是什么？当然是想研究，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为什么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结构不一样？为什么发展过程当中结构要不断变动？

这个理论分析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这种结构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是受到其他因素决定的。它的要素结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比如说这个国家有多少劳动力、多少资本、有多少自然资源，从长期来讲当然是可以变动的，劳动力随着人的增长是会变化的。资本随着积累是可以增加的，自然资源相对来讲是给定的，当然随着技术开发变动也可以有所改变，但是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它应该都是给定的。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是受到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经济学家除了研究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之外，普遍对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认为要素禀赋跟要素禀赋结构是结构经济学中重要的变量。这个要素禀赋在特定的时间里面是给定的，它基本上是不变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总预算，你总共多少劳动力、多少资源，这是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可以用的预算。其次，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程度不一样，这就决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在经济学分析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什么？一个是总预算，一个是相对价格。所以最后可以归纳成你的预算多少，相对价格是多少。所有的经济学分析最后就是这两句话。但是研究发展上面，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国家决定了这个国家总预算跟相对价，但是经济学家到现在为止对这个的重要性基本上是忽视的。

那么，在每个给定时点上，要素禀赋跟相对价格实际上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哪个层面有优势。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多，包括劳动力资本、金融资本。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有优势。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优势？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优势，为什么发达国家那么怕中国？只不过我们跟它们的优势产业不一样。我们劳动力相对多，所以我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这种发展中国家既有优势产业，必然在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业上面、技术上面有优势。

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是按照它的比较优势来发展，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必然是最有竞争力的。所谓国家竞争优势，就是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优产业实际上决定了它的要素是内生的。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当然都希望是高收入。高收入国家必须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这个产业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在产业上的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要素禀赋结构赶上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应该想方设法来增加它的资本，增加这个禀赋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个过程中，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基础设施、基础设置，包括像交通、电力供应、港口基础设施改善；或者一般所谓的制度，包括法制环境、各种金融安排相对完善。这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经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通常自给自足。每年辛辛苦苦劳作，结果是，冬藏时，可能留下一点自己吃的以及种子，剩下的进行交换，可进行交换的东西非常少。所以，就进行赶集那样的市场经济体交换。由于市场就在附近，所以并不需要非常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所以我们骑着小毛驴去赶集，弄了一身泥。交易的价值也非常低，通常不写合同；而且交易人也认识，所以不需要有一个外部环境法律机构。另外，农业生产的特性是什么？用的是上一年的种子，用的是有机肥，就不需要金融支持。可是，如果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经济以后，首先生产规模扩大，工厂生产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生产需要，是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你满足的不是就近市场，你满足的可能是全国市场或者全世界市场。市场有多大，就决定了交通基础设施要多好。而且交易对象是不认识的，就要写合同，以法律为依据；还有违约的可能，就必须有一个法律执行机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进行现代化生产要机器设备，需要的钱很多，不是简单自己储蓄所能完成的。现代化农业生产也是一样。你需要的新技术种子，不是自己生产的，是市场遴选的；不仅要买种子，还要有化肥农药，必须有金融支持、法律支持，交通基础设施也要改善，这都不是单个企业自己能决定的。也许有的改善是可以靠其他私营企业提供，但需要协同，不是单个经济本身能做到的。一个经济赶上发达经济，表面上收入赶上发达经济，产业结构赶上发达经济，但更深一层是，要素禀赋必须赶上发达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