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春华：越南的反腐运动和制度变革（3）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同，越共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要“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每个家庭中，建设健康的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率先要求在党政机关内进行思想道德与生活方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2006年11月，又开展了为期5年的“以胡志明为道德榜样而工作和生活”的运动。

与此相呼应，越共开展了整党运动。“六大”之后的1986年12月至1990年9月，4年间清除了5万名不合格党员。越共八届六中全会和2001年“九大”决定继续开展整党运动，在一项对16万党员和2000个党组织的调查中发现，43%的党员和33%的组织涉及腐败，随后越共处分了占全国党员1%的腐败分子（截至2006年底，越共党员人数310多万），其中30%是各级党委成员。

制度“防癌”

越共的一份文件坦承腐败因果关系：“实际上，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已属于人民……还不是所有的权力都已属于人民……一些国家机关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对付腐败之癌，只能是早发现早治疗，针对体制的漏洞健全规章制度，预防病灶的产生和复发。

1998年，越南一下子公布了《干部、公务员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法》和《反贪污法》三部法律，采取法律制裁、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的综合治理措施惩治腐败。2005年11月，国会通过了《预防和反对腐败法》。同时，国会还对世界上首部《申诉控告法》进行了第二次补充和修改，规定民众有权向有关党政部门、群众组织控告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控告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还可向法院起诉。前不久，还制定了《防治腐败国家战略》。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积极推动司法改革，尽力打破“党大于法”的局面。越共规定最高法院可直接审理越共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

同时，越南坚定决心，实施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2007年3月13日，总理阮晋勇签署财产申报法令，要求政府官员公布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和其他个人财物，如车辆，以及价值超过3100美元的证券。这一法令还适用于国会代表与候补代表、高级警官与军官，以及国有企业所有副处级以上的干部。

在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健全方面，越南也出现了新气象。最显著的是国会监督和媒体监督。越南国会的质询制度已经成熟，国会代表可以当面向政府官员质询，并且非常尖锐。时任国家监察总署总监察长郭黎清坦言，每次国会开会他都会感到发怵。另一方面，越南党和政府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不是特别严厉，因此媒体的监督也比较到位。以《青年报》、《年轻人》为代表的媒体，经常指名道姓批评高官，言辞犀利。同时，不少案件也由媒体首先揭出。前总理潘文凯的发言人曾指出，在媒体曝光的包括腐败在内的消极事件中，90%“确有其事”。

与此同时，越南政治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早在1992年，越南便通过了新宪法，在法律意义上认可了公民自由和权利等概念，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党国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界限。

如今，在越南，每届国会代表选举出来后，越共机关报都会公布代表名单及其家庭住址，甚至越共总书记等最高领导的家庭住址也一并公布。中国一位原驻越南的外交官说：“我曾经当面问过农德孟，把他的家庭住址公布出去之后，有没有老百姓去找他。他说有，某天一些老百姓敲他家的门，对他说他们对地方官员已经失去信任了，就只是对农德孟还有一些希望。一些去农德孟家里找他反映问题的老百姓太穷，农就会自掏腰包给他们买回去的车票。”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如今，在河内的中资企业人士说：“现在要想在晚上约见政府部委官员谈工作，已经不太可能。他们最多只是接受中午吃请，午餐可以算作工作餐，晚上就不敢。当然，在上班时间直接到他们办公室谈，也还挺方便的。”这虽然只是一个细节，但已说明制度反腐有所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