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国外治理滑坡灾害的历史经验（2）

在生命安全没有纳入治理范畴的时候，在社会生活没有被政府有效干预、深入渗透的地方，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个人都如此弱小不堪，在疯狂肆虐的天灾面前，往往只能死生由命。

短短一天之内，一百三十八人丧命，这场惨剧的结局，很像今天各国的自然灾害应急救援，港督麦理浩由政务专员陪同视察现场，听取民政司汇报；港英政府消防处、医疗救援处、民众安全服务处、警察、驻港英军迅速搜救生还者，几千名灾民寄居在临时安置区，社会各界踊跃捐资赈灾，政府还成立了六一八山泥倾泻事件三人调查委员会（杨铁梁法官任主席，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SeanMachay和建筑师甘铭协助），事后调查整个惨剧的前因后果。这次山泥倾斜灾难，成为香港人的集体记忆，1976的香港电影《泥孩子》即以此为素材。1

考虑到香港70%的土地为山地，房屋多数建于20-50度的自然山坡，风雨灾害多发而且破坏力极强，上述临时应急处置绝非长治久安之计，生命安全究竟只是任其自生自灭的社会问题，还是需要常规化、制度化的政府干预，这个问题却并未在香港社会达成共识，调查结论也只是就事论事，只谈技术标准、自然因果，不谈制度变革与政府职责。

结果，死生由命、孤立无援状态的最大受害者仍然是贫苦大众，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寮屋贫民，他们与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居无定所的渔民一样，饱受风雨肆虐，与富人相比，他们的生命安全更得不到保障。从1925至1972年6月18日，近五十年间山泥倾泻造成约500人死亡，95%以上是住在贫民窟的穷人，他们可能更关心谁才能为之驯服那无端多人性命的自然，个人、社会还是政府？

谁来驯服自然

这个问题在另一次惨剧之后才有了答案。1976年8月25日上午9时，秀茂坪再次发生斜坡事故，距离上次山泥倾泻仅200米的一处填土坡突然倒掉，山下民居和商铺（一间冰室、一间杂货店、一间铁器公司）遭泥沙冲刷，18人烟消云散，24人受伤，3121人成为灾民。四年间一百五十六人丢了性命，而且悲剧两次降临在同一个地方，终于迫使港英统治者开始思考是否需要由政府来驯服自然，是否需要启动斜坡巩固的社会工程。

专业人士与政府官员一道成为自然的驯服者，并最终催生了专门政府机构的设立。六位岩土专家受命协助工务局顾问Binnie组成委员会，调查秀茂坪惨剧。2经过现场考察，委员会建议香港政府设立山边发展和管制斜坡设计的专门规管机构，确保所有新建斜坡符合最高安全标准，统一规管、领导、指引和预防全港的山泥倾斜工作，从全局和整体上解决山泥倾泻问题。建议获得采纳，专责斜坡监管的土力工程处于1977年2月宣告成立，工务局首席政府工程师柯乐勤（BryanO'Rorke）临危受命。防止山泥倾泻事故、照看个体生命安全，正式成为香港政府的一项职责。

安全是土力工程处的首要议题，也使之成为规模宏大的政府机构，下设4个科：防止山泥倾泻科、港岛科、九龙及新界科、规划及标准科四个科，11个部：三个防止山泥倾泻部、三个地区部（港岛部、九龙及新界西部、九龙及新界东部）、斜坡安全部、土力工程项目部、矿务部、规划部、标准及测试部，聘请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士担任政府长短期顾问，全面负责地质调查和山体安全状况评估，编制斜坡记录手册、斜坡信息系统和承造商名录，制定岩土安全标准，筛选防止山泥倾斜工程计划，组建斜坡安全技术审核委员会，监理工程施工，提供社区、媒体与公众咨询与教育服务、

一旦个人的生命安全正式纳入政府治理的当然范畴，看似机械的斜坡安全公共工程也就成为拯救生命的必要行动。三十多年来，土力工程处建立了一套全面统一的斜坡安全系统，从基本制度建设角度防范斜坡事故的发生，大致反映了政府如何驯服自然，照看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