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忆乔木同志谈延安整风（7）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政治局整风会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讨论的总结。这个讲话纠正了会议过程中的偏差，与会同志表示拥护，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看法。随后，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大会上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他强调：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伤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在全会上正式地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上述意见，并形成了决议文字。至此，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结束，同时也宣告从1941年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的全党整风运动，历经三年，最终以形成全党的空前团结而画上句号。　　

四、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功绩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它尽管只有3年时间，但对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意义。具体来说，它至少有五大历史功绩。　　

第一，它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刘少奇在中央整风学习前夕指出：“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0页】毛泽东在长征到延安后即认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个人发愤苦读；另一方面有如前述，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为了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缺点，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便发动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研究现实实际和党的历史学习理论。他在整风准备动员时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地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88页】　　

当时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有1万多人，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成立的高级学习组，最初是100多人，后来扩大到250到300人。全国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由中央管理和指导，延安的高级学习组由政治局和中宣部负责。通过整风运动，许多过去没有读过马列本本的干部包括高中级干部，这次集中地认真地读了中央规定的理论书籍；过去读过马列本本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次懂得了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从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实现这个目标，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它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过去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达到了思想的统一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只解决了军事领导权，没有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抗战开始后，也顾不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过去路线错误的流毒一直存在，影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执行，在部分地区使革命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而且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如王明还自视一贯正确，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旧著宣传错误观点，造成党内思想混乱。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已批评了他的右倾错误，但1939年5月，他撰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继续宣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又撰文宣扬1938年他在武汉时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中的错误方针。1940年3月，他还把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制造舆论而出版过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重新出版，将其当做“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对党的历史发展还不十分了解的“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因为当时中央准备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七大，他又在制造舆论，抢占先机，夺取“制高点”。

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发展，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问题，就成为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三套历史文献：一是1941年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二是1942年初编辑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的党史资料书；三是在前两本的基础上选编出《两条路线》的专题学习材料。乔木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开始就是编《六大以来》。他自始至终参加了3本书的编辑。这3本书出版后，在党内产生巨大反响。一方面，许多同志了解了党的历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一些不清楚的历史争论恍然大悟，明白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布过许多“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回忆那段历史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改正错误，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大量历史材料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1943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杨尚昆回忆看了那些材料说：“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武器。”【《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　　

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央以两次“九月会议”为代表的整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的路线是非，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达成了共识。它的主要结晶就是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乔木参加了这个决议的起草、讨论、修改和最后的审定工作。这个决议在简明概要地叙述了自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后，通过同毛泽东的政策主张相比较的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没有讲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问题，没有讲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没有讲“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也没有讲抗战以来的历史是非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党抗日建国。毛泽东说：这些不讲，至多是缺点；讲得过分，讲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采用了这个方针，这次还坚持这个态度，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