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柏仁：千言万语话“三农”

                                          (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大陆乡村人口为6.75亿人，占大陆人口总数的48.73％。2011年人力社保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1.6亿人。

农民的数量还很多。中国农村的现状是什么，农民们的生活状况如何？农民们想什么、盼什么、要什 么？外出打工的农民子女们是否能挣到钱，他们在城里的生活如何，是否有尊严？留守在农村的老人们有哪些心里话？他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他们对未来农 村的期盼如何？农民心中有着怎样的桃花源？带着这些问题，两年来笔者和一些热衷于“三农”问题的学者朋友奔波于豫晋陕三角地带的黄河金三角区域，走访调查 了大量的留守在广大乡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选择的人群，一是地地道道的以种粮、养殖为生的普通农民（不含村组干部）；二是我们尽可能地采用他们原汁原味的 话语来反映他们的心声，尽可能地接近他们，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纵观历史，中国农民的命运变化与统治者的需要息息相关。古代的“士农工商”，“农”仅次于 “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选官制度造成了农民地位的低下。科举制度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子弟可以重新进入官僚队伍。到了上世纪 新中国建立，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才把农民视为上帝，农民才真正地有了尊严。后来，随着二元经济制度的确定，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地位又渐渐地拉开， “农民工”、“ 盲流”等带有贬意的新名词也相继产生。

农民的土地权、行动权和自由权始终决定着中国农民的幸福。在土地方面，从“打土豪分田地”开 始，直到1949年，毛泽东时代第一次给农民分了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1978年，邓小平推进大包干，第二次给农民分了地；1996 年，江泽民宣布第二轮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第三次给农民分了地；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又提出了“农民集中所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的新规定。土地权的合合分分，分分合合，农民有着说不尽、道不完的苦辣酸甜。在行动权和自由权上，农民的地位更是大起大落。新 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解放了农民，让广大农民感到新中国比旧中国好，农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邓小平分田单干，农民有了选择生产、生活的权力，很快就解决了 吃饭和温饱问题；1984年，乡镇企业大发展，农民们离土不离乡就能挣钱致富；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北京、上海、珠三角大发展，农民离土又离乡，纷 纷到外面去见识面闯世界；2008年后经济危机，很多农民工又不得不回到家乡的热土上。历史上对农民的每一次解放和松绑，农民的地位都有明显的提高。

尤其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给农民兄弟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实惠。 三十多年来，农民兄弟们从“天天耕作吃不饱”到“吃得好”；从一家人没粮食的“抢着吃”到“仓廪实而知廉耻的让人吃”；从“一衣多季、多人一衣”到“一人 多衣、一季多衣”，从过去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到现在的“只有过时的、没有穿烂的”衣着；从“土胚房 、茅草屋、破窑洞”到“新楼房、小别墅”；从“跑几十里看电影看戏”到“打开电视便知道天下事”；从“贫困辍学”到“免费上学”；从“种地交粮”到“种粮 补贴”，农民的日子所发生的变化不言而喻。

(二)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没有级别，没有职称，没有保险福利，没有退休金，他们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都说“农业重要”、“农村大有作为”、“农民最光荣”，但都不愿到农村去，都不愿做农民。

农民最有奉献精神。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种着粮，守着粮，却吃不饱、挨着饿。农村的人一旦考上 大学，就再也不回农村了，农村的精英和人才都进了城，为建设城市去服务了。战争年代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生命，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为国家和城市提供粮食和农 副产品，现在他们为国家、企业和城市又奉献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