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中国文化对外交决策的影响（2）

我们从环境性要素中可以得出“势”的假定。简单来说，“势”就是大趋势，它强调环境、行为体在环境中的位置以及人们对整体局势发展的判断与评价的重要性。因此，对决策者来说，“势”就是大局的发展趋向，就是时代的大趋势。“势”可以由多种因素塑造，如权力推动、利益驱使、道德引领。权力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概念，西方国际关系教材中经常认为权力为行为体的个体所有，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指标。对中国人来说，“势”亦为权力的一部分，只有与“势”相结合，具体的权力因素才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可以想象，一块岩石从山顶滚落，则拥有惊人的力量，而如果它想从山脚移到山顶，则无能为力。中国人认为，人或物只有顺应时势才能获得力量，逆势而行则会衰败。   　　

2.互系性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关键元素为互系性，意思是世间万物皆有联系，没有东西是孤立的。互系性有四个主要内涵，即关系、过程、面子情结和关系假定。   　　

互系性的第一个内涵是“关系”。理性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是西方思维方式及现代自然及人文科学的基础。理性主义基于个体本位，认为人是利己的。也就是说，一个理性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可以界定决策情景、收集相关信息、权衡自我利益、分析成本效益，然后做出恰当的决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目睹了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仍然保有关系性思维而非理性或个体性思维。关系性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它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联系且相互关联，任何理性的决定都需要考虑这种关联性，也都是在关联性之中做出的。所以，所谓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理性，而非个体理性。   　　

美国心理学家内斯贝特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狗、一头牛和一块草地，然后让一组美国孩子画一条线把其中的两种东西连接起来，随后他找来一组中国孩子做同样的事。大多数美国孩子把狗和牛连起来，而大部分中国孩子把牛和草连接起来。这项实验表明，美国孩子习惯于类属思维方式，他们会把相同种类的东西归为一类(狗和牛都是动物)，而中国孩子则用关系性思维方式把相关联的事物归为一类(牛吃草)。由此可见，关系性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内斯贝特教授又让一组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孩子做上述测试，这些孩子的表现则与美国孩子相近。内斯贝特最后做出结论说，美国学生惯于根据类别组合事物，而中国学生倾向于根据关系组合事物。④与此同时，社会化与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不同文化中生活会使人们的行为发生改变，这就是内斯贝特将书命名为《思维的版图》的原因。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地缘文化在塑造人类思维模式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同文化或社会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综上所述，分类方法是西方思维和现代科学的根基，而关系性思维则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   　　

20世纪40年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讨论了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一些根本不同。他把西方社会比作一块田地，个人则如同竖立在田间的稻秸，相互独立，由社会契约和规章制度将他们维系在一起。他将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团体格局”，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更依赖于契约秩序。而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差序格局，他把中国社会比作一条河，当你向河中丢入一颗石子，河面泛起的波纹就是人们相互关联和连接的社会关系，并且不能被分割。波纹离中心越远，社会关系就越远且淡薄。⑤这两个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不同。当然，人类社会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和共同理念，但我们不能否认差异的存在。层层波纹似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又完整的系统，其中的盘根错节、连绵不绝的关系是难以割裂的。   　　

互系性的第二个内涵为“过程”。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物化的实体。它是由动态的关系组成，这些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尽管人们追求的可能是某种结果，但重要的可能恰恰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人与自然以及各种事物之间动态的关系构成“过程”，这种过程建构了环境，并使环境充满活力和动力。   　　

过程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过程被定义为“流动的关系”，具有本体的地位和意义。维持一个过程意味着保持关系流动，促成建构身份的实践互动。正因为过程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本身成为了实践活动的中心。   　　

过程有三个明显特征。第一，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的、相互建构的，它们共同参与并进行社会化实践。这里不存在时间先后顺序问题，也无法将过程与行为体分离开来，因此过程和行为体的关系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或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发展的和整体的组成。第二，过程建构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定义为一系列使互动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和关系行为。国际系统的规范结构和观念结构是在实践和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⑥第三，过程具有自在性，不以结果或为结果而界定。过程本身可以产生动力，其来源是关系的运动，这种动力是体系层面的因素，不能还原到任何具体的个体行为体。因为具备这些特征，过程通过主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塑造国家利益，孕育规范，培育集体情感，并因此催生集体认同。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