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中国文化对外交决策的影响（5）

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受儒家文化影响，东亚社会中的社群意识和关系意识更加明显，也表现出更多关系治理元素，“和”假定或者说和谐理念在东亚地区化进程中表现尤为突出。西方学者或许认为东亚地区主义像一碗意大利面，层次众多、过程复杂、规模多样、机制繁复，以至于各国领导没有时间参加所有会议。他们还认为东亚地区主义机制化程度非常低，在地区化进程中明显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东亚确实缺乏强大的制度，也缺乏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但回顾过去的30年，东亚基本上处于稳定和繁荣的状态，尽管目前存在南海问题争端，但仍有望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会继续保持。此外，该地区仍将继续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所有这些层面、平台、规模和机制都用来解决分歧，建立共识，培养关系。我们需要规则，同时也需要良好关系发挥作用。   　　

中美和中日的双边关系也是这方面的例证。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障碍。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爆发的1995-1996年台海危机，导致大陆的导弹试射以及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航母；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认为是双边关系最严重的危机；2001年的EP-3撞机事件也引起双方高度关注。(19)历经上述波折甚至严重危机，中美之间既没有出现军事冲突也没有出现冷战。在世纪之交中日双边关系的紧张局面及2007年的缓和过程中，中国表现出相似的行为模式。将世界大势判断为和平与发展，中国的互补辩证法，以及“不设定敌人”的论断使中国相信矛盾可以解决，和解方法也可以找到。(20)   　　

4.通变与“变”假定   　　

“变”假定指顺势而变，向对立面转变，行为转变，以及身份转变。正如传统中医理论所言，身体的主次经络贯通调和，能量循环通畅可使人健康。换句话说，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运行良好则会健康，出现问题则会生病。因此，通变、整合和协调对达到和谐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前后30年间，中国遇到了很多问题和困难，问题的关键总是出在如何认识形势、如何因之通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顺势而变，解决冲突和论争，从而改变行为甚至身份。过去30年里，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一面在于建立有利的环境，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同时由国际社会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从革命性的国家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力量，不论在行为上还是身份上都是顺应形势的重大改变。   　　

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自身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21)世界没有看到另一场冷战，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的改变，而且将变化带给了国际社会，也将自身融入国际社会并影响国际社会。西方学者频繁议论这种变化是战术性的还是根本性的，是利益权衡的结果还是理念重塑的结果。这是个假问题，因为二者不可分割。变化包括行为变化和身份变化，两者互相联系并且共同进化。从利益出发的计算使行为体进入到一个过程，而一旦进入其中，仅仅计算利益是没有用的，因为过程有自己的动力，各种复杂的关系会使行为体卷入无限的主体间互动实践中。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与过程的密切互动具有强大的转化力量，“变”是理解这种过程的关键。通过改变达到的持续，以及通过主体间行为达到的改变，是以过程为导向的理论理解和解释社会与身份的关键。(22)   　　

四、结语   　　

文化影响政策制定，也影响外交决策。中国文化的四个关键元素——环境性、互系性、互补性和可变性在今天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而从这些元素中得出关于“势”、“关系”、“和”、“变”的假定，其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重要性并不等同于文化决定性。不同文化群体有不同的传统、经验和历史，采取不同的做法，因此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都会不同。   　　

文化重要不表明文化和外交决策间有线性的因果关系。文化研究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一个变量，以及国际实践中的一个变量，文化并不像权力和制度那样对行为造成明确、直接、即时的影响。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细微的、塑形的、积累的，它给人们一个生长的环境，为行为体提供通过社会化成长和改变的过程。文化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影响人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对自身及他人的理解。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告诉人们如何理解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如何因之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这正是文化在外交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