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系性的第三个内涵是“面子情结”。简单来说，就是渴求别人对自己的社会认可。“面子”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因其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有意义，只有当一个人被社会认可时才能获得“面子”。“面子情节”是自我认知和他人认可的组合，包含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以及对他人眼光、态度的感知，没有社会认可就没有“面子”可言。
“面子”对中国人及社会关系非常重要。它不仅与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关，还意味着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甚至关系到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因此，保留面子对建立和维持自尊极为重要。⑧如果一个中国人认为自己丢了面子，他的自尊也会受损，感情上甚至生活上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因此中国人不仅被动地保留面子，还主动地努力提升面子。此外，中国社会是一种关系社会，基于社会规范的社会交易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社会交易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是面子。社会认可度越高，所拥有的关系资源和社会资本就越多，在社会交易中就更具优势。
互系性最后一个重要内涵为“关系假定”，也就是“关系本位”。关系是一个中性概念，在中国社会很重要，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关系。它强调社会关系、关系管理和关系治理的重要性，也强调面子的重要性。自孔孟以来，中国古典哲学家就一直讨论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过维系关系进行有效治理和良治。大部分探讨治理问题的国际关系著述，尤其是西方理论，主要强调对个体的治理，研究如何通过契约、政权、规章和制度对个体以及以个体组成的社会进行治理。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是所有活动都是由规则进行治理的，而制度也并非无所不能。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对关系治理进行了详细研究，尤其关注对中国、日本和韩国公司及其经济行为的分析。研究发现，以契约及规则为基础的治理并不完善，关系治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上述研究仅仅局限在交易成本经济学领域，⑨本身不足以充分说明关系治理的重要性，其功能不仅仅是降低交易成本。规则很重要，但关系同样重要，这两者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任意替代。
关系治理可以定义为在一个群体内通过协商式政治社会性安排来处理复杂关系的过程，由此产生秩序，使群体成员互惠合作，并通过形成对社会规范和人性道德的共同理解建立互信。关系治理不以控制为治理的实质，它认为治理是通过作出适当安排来表现其活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静止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而非行为个体是治理的对象。换句话说，分析单位是关系本身而不是个体行动者。此外，关系治理把信任作为一个支柱性要素。⑩在此背景下，社会被视为一个关系网的综合体，网络上的每个交点都是一个结节，在休眠期，结节是不运作的，但当被激活时就能发挥巨大作用，这个关系网是一个综合的系统而不是线性的。在中国社会，良好的关系是有效治理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调解、协调与努力达成和谐关系是关系治理的主要方式。
关系假定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关系选择”，即关系影响行为体的行为，而这种关系网内涵的改变导致行为体身份认同和行为举止的改变。关系假定有三层含义。第一，关系有本体论的意义。在中国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社会活动的中心，关系性出现在关系网这个整体中。第二，关系定义身份。身份是关系身份，个人的身份由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脉络节点或位置界定，个人行为的意义只有在与他人互动的关系中体现。此外，关系身份表明身份的可变性。第三，关系孕化权力。权力是关系性权力表示，在关系网络中孕化和定义。其一，关系为权力的运用提供了平台。如果没有关系，权力就无用武之地。其二，关系可以放大或制约权力。其三，关系就是权力，关系和关系网是重要的权力资源和权力生产者。(11) 3.互补性
中国的辩证法强调互补性。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辩证法，亦即《易经》的精髓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作比较。两者皆认为世界及万物都由两面或两极组成。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中，有正题和反题，两者通过冲突和对抗为合题的产生提供动力。正题和反题作为相反的力量完成向新的合题转变的过程。合题通过冲突产生并最终取代了正题和反题，宇宙也因此充满活力。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进步的，因为它肯定通过积极的互动可以产生变化和实现转型。同时，它认为世界的本质是冲突，冲突提供了进化和发展的动力，例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前者征服后者。我们认为这种辩证法以及这种冲突——征服关系值得商榷。
中国的辩证法强调互补而不是冲突。在《易经》中出现的是正题和“共题”而非“反题”。受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的启发，我杜撰了“共题”(co-thesis)一词，目的是说明这两极在本质上并不冲突。丁肇中教授从太极图中得到了物质和反物质的灵感，(12)认为有物质必有反物质，并对此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在太极图中，阴和阳像两条鱼一样形成了和谐整体的圆圈，彼此互为补充，脱离了两个鱼形不成其圆，脱离了圆则阴阳无形，阴、阳、圆图像同体共存。因此，
所以，我们说存在两种辩证法，尽管中文名字一样，内涵则不尽相同。第一种是冲突辩证法，论述正题、反题和合题。这种辩证法一个最根本的假定是冲突，通过冲突产生进化的动力，这种冲突甚至被认为是人类的本性。第二种是互补辩证法，论述正题、共题和合题。它最根本的假定来自互补，任何一方都是另一方的一部分并且通过双方的互补性互动，创造出新的生命。
这样我们得出第三个假定——和谐。和谐假定不是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冲突，而是认为宇宙的本质是和谐。冲突随处可见，但只是偏离“大道”而分出的歧途。冲突的作用实际是为了达成和谐、创新生命。事物有两面，任何一面都将会成为另一面，这是个动态的过程。经由这样一个过程达到合题，是自我和他者的结合和融合。自我和他者在中国人看来就是阴和阳：它们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从而形成新的生命。
4.可变性
可变性也来自《易经》。《易经》认为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中国人认为世上万物都在持续不断、永无休止的变化中，表面上不相干甚至相反的事物可以改变、转化成彼此，从而变成联合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两个相反的事物具有可转化性，如好运和厄运、强大和弱小、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等。这些事物看上去是相反的，但也可以通过改变而形成一个整体，厄运可以成为好运的先兆，市场经济中可以有一部分是计划经济，反之亦然。这种变化或进化发生的前提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势”，并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元素结合到一起。中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然后成功地结合了市场经济因素。目前中国经济既不是绝对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绝对的市场经济，而是两者的结合。
因此，两个相反的事物是可以改变的，在改变的过程中可以互相转化，可以共同进化。西方人主张“非悖论”原则，即一样事物非此即彼、非对即错，不可能同时既此既彼、既对又错。但中国人采用了一个不同的原则：对中有错，错中有对，在特定条件下，对错可以相互转化。“变化”是万物最本质的特征，并成为关系中行为体身份的最基本特征。在过程的一个时空点上，身份被认为是定格的。实际上，一个行为体的身份中可以有A和非A两个属性，而不是非此即彼。这种转化发生在关系格局改变之际，人的能动性对制造和引导改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儒家思想着重论述了人的能动性——人可以做什么，怎样做。因此行动是促成改变的关键，人不能单纯地等待改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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