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中国文化对外交决策的影响（4）

由此我们得到了“变”的假定。“通变”，可解释为“共时的变化”，指的是同时进化和同时生成的过程，相反的两个事物在共同生成的过程中发生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需顺应大趋势，并且只有当人的能动作用发生作用时，改变才会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想让世界更加美好，就需要努力争取，而不是守株待兔。   　　

三、以文化为基础的假定和外交政策的制定   　　

如果我们认为文化因素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它们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逐一审视这些因素及得出假定，并运用中国外交政策或国际行为的例子加以论证。   　　

1.环境性与“势”假定   　　

“势”是时空背景下大趋势的发展。“势”假定表明人们应该明白身处的环境发展的大“势”，顺“势”而为而非逆“势”而行；对“势”的误解会导致错误的行为。孙中山先生曾经谈到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认为对于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是反映了对整体环境的重视。进行外交决策时，中国人习惯先评估整体形势，理解“势”，而不是为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做出暂时的决定。当对“势”有了正确了解之后，顺“势”而为，思考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中国人努力避免的就是逆势而行。这也意味着，如果对“势”的理解有误，随之采取的行动必然存在问题甚至带来灾难。   　　

对“势”的理解是进行外交决策必要的第一步。大的外交战略决策通常始于对世界大趋势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势”的判断有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当时，中国曾对时代趋势特征展开大讨论，其本质就是探讨当时的“大趋势”是什么。讨论集中于一个问题，即世界的本质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尽管存在不同观点，但多数人认为和平与发展定义了这个时代，(13)这就是对“势”的评估。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理解是“和平与发展”，实际上描述了世界变化的方向，或者说整体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发展趋向。基于这种想法，他提出中国应该向世界开放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变“文革”期间以“备战”为纲的政策。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也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中国对于“势”做出的另外一个相关判断就是：合作已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根据互补辩证法的逻辑，合作和冲突是事物的两面，彼此互动。冷战结束以后，大国间相互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减小，而跨国威胁及全球问题愈发严重，任何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这些问题，大国合作空间广阔。根据这种对“势”的判断，坚持与大国合作的政策成为中国外交的特征之一。   　　

对“势”的第三个重要判断为经济发展。冷战时的对抗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主要任务。(14)在过去的30年里，这种对“势”的基本判断使中国集中力量发展国内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显著的成就。   　　

所以，和平、发展、合作定义了当代国际社会整体的大“势”。顺应时势而不是反向而行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可以设想，如果继续以战争和革命为时代主题，中国就会坚持国际斗争并继续实行以备战为主导的政策；而认识到“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的基本特征，则和平、发展、合作就自然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导向。国际合作和国内经济发展顺“势”而行，是与全球发展的大趋势相符合的。   　　

2.互系性与“关系”假定   　　

“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同样重要。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基本上遵循西方制定的规则和制度。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之一，该理论认为制度起决定作用，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由主导的国内或国际制度所决定。(15)然而，考量东亚地区的合作，就会发现与欧洲地区治理存在许多不同，例如以关系为基础的治理。有学者发现，在商界，关系治理是一个重要的治理方法，其与规则治理相结合可以更有效率。经济学家通常从成本—收益角度看问题，认为运用关系会降低成本，但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成本问题，而是文化的一部分。   　　

观察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对话和谈判中的不同行为方式非常有趣。中国习惯营造良好的气氛并管理关系网络，比如建立某种关系；而西方国家倾向于关注具体和实质的问题，例如自由航行、军事透明、领土争端等。但西方国家也逐渐表现出对关系治理更多的理解和赞同，这种理解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政治领域，中美两国官员对处理好高层互访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共识就是明显的例子。   　　

关系治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中国的战略伙伴外交。中国希望借此发展并处理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从而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战略伙伴外交是中国的创举，全球范围内，中国已经同39个国家和5个地区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囊括了大部分重要国家和国际组织。（16)为什么同这么多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大多没有明显的即时利益？西方的结盟理论将国家之间的结盟动机归于对抗某种现实威胁，所以对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表示困惑，因为这些伙伴关系很多都没有他们定义的那种实质内容，与这么多国家都成为战略伙伴就表示伙伴关系已经泛化，没有多大意义。但在中国看来，建立更友好的总体气氛和更有利的整体环境，关系很重要，伙伴也很必要。战略伙伴外交强调了同这些国家关系的重要性，也表示了更加密切的关系，建立和处理好这些伙伴关系对营造环境、发展友谊、甚至建立面子都非常有益。由于中国战略伙伴外交的应用和发展，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更严肃地对待战略伙伴关系，一些欧洲学者开始肯定战略伙伴外交的意义，并且提出欧洲应该思考如何利用这样的伙伴关系。   　　

3.互补性与“和”假定   　　

中国人认为和谐是自然状态，也是世界万物的本质。A和非A在一个生成过程中共存，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彼此相互转化。在传统的中国哲学理念中，没有什么事物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矛盾、抵触或对抗，而是说矛盾、冲突和对抗可以通过努力被调和处理，调和处理的失败则归咎于人类动因能量和能力的不足。费正清认为，中国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就是非暴力，外交斡旋及其他非强制性的方式通常优先于强制手段。(17)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政策的明显特征是，坚持“不设定敌人”，往往采取一种“中庸”方式，以求解决矛盾，调和冲突，即使在危机出现时，也多是如此。(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