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应有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3)

邱震海:中国应有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3)

社会矛盾需通过政府与人民对话来化解

张亚中: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当然是一个表里相关的问题,我先谈谈社会矛盾的突出,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正当现象,因为按照政治发展的逻辑,当一个社会开始发展经济的时候,就是经济利 益开始崛起的时候,他下一个阶段一定是社会利益开始崛起,社会利益的崛起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政治力量的崛起,这个经济为什么会从社会崛起,然后再转到政治崛起,就当人民经济富足以 后,每个人都需要他的社会地位,他希望能够寻求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当他在这个崛起过程中的时候,他就会找社会的矛盾,找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国家的对外的表现就可以拿来做一个介 入点,他会对外,其实任何事情他都会拿来,包括经济贫富的不均,包括国家对外的软弱,包括领土问题没有处理的好,他就会用这些理由来凸显社会的矛盾,就原来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 个症候群而已,但是他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意识形态或者变成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所以这个社会突出的问题背后所反映的出来的是,你缺少一个整体的规划,整体缺少一个疏导的体系,所以 说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对话就非常非常重要。

邱震海:现在我们谈到内部问题,也谈到刚才外部遇到那么多的挑战,以我的话来说这也许存在一种内外的联动,而这种内外联动是盲动性的,盲动性的内外联动,就是在外部挑战日益激化 的同时,内部的矛盾也在日益激化,回归到我们本来的问题,2030年的中国到底怎么样?也许2050年的中国到底怎么样?我相信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但是当我们谈所 有的应对之道的时候,这个问题永远也逃不过,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解说:经过30多年的快速崛起,中国已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这种混合了市场主义、党国体制、政府主导、经济至上、外向经济、地方激励等多种要素的威权模式, 造就了经济奇迹,也带来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制度性的设计和安排才能根本加以解决,换句话说,中国需要进行一次新的战略转型,在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上 做出清晰的设计和定位,找到一条既符合国情,又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和平崛起之路,最终成为一个形象良好,赢得世界尊重的强国。

邱震海: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我们寰宇大战略讨论是有关中国的国家发展方向,也许您会认为这个题目太大,太高,太虚,告诉你这个题目一点都不虚,因为现在我们在谈中国的内 外挑战的时候,我们谈的太多的应对之道,解困之道,脱围之道,用我们的话来说这只是术的层面,而我们绕过了后面一个道的层面,中国未来到底应该走向什么样?中国的内外转型到底应 该走向何方,所以今天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现场继续跟两位政治学教授进行讨论,同时在现场有我们两位战略观察员,等一下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先看看刚才我用了一个非常粗浅的时间上的 概念,2030年,2050年的中国,2030年中国到底从国家、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

任剑涛:2030年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当然就是一种主观展望,我们人人都期望2030年的中国在经济上更加繁荣,在政治上更加民主,在国际地位上更加富强。

邱震海:我们先说下经济,它的经济形态到底应该走向何方,刚才我们的演播室里面讲到,中国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有四大经济的元素,也就是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的框架,目前我们的社会 还非常脆弱这个层面,这个未来在经济形态上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把握?

国家应逐渐退出经济领域激发民族创造力

任剑涛:在经济形态上首先是国家应该逐渐退出经济领域,经济领域应该更按照价格规律来运转,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独立的个人化的行为主体,跟国家拉开距离,跟国家拉开距 离之后,工人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才能更充分的发挥,中国人才更有创造性,不是你这个西方人创造了某种工业生产方式,然后我们中国人聪明的拿来运用,我们用新共产主义来应付国家的 崛起,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2030年的中国应该在形态上更有创造力,这样更激活整个民族,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新的道路。

邱震海:我们看2030年,现在是2012年还有18年,在18年之前你看到我们这种转型的模型了吗?这种像您刚才所设想的那个方向转,1234有逻辑支撑点吗?还是完全没有?

中国需反思现有模式寻找长远发展方向

任剑涛:目前还不明显,因为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我们举国体制,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政府带动了发展,我们国家推进的增长还在喜悦之中,我们还没有一个从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 角度考虑,这样一种发展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中阶的阶段,我们要通过中国发展的方向,2030年,2050年一个长远的思考来重新校正,我们即有发展的一个不足,来寻找一个持续 未来发展的方向。

邱震海:好,这是谈内政问题,亚中兄,2030年或者2040年中国在外部形象,它的外部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

中国不能步列强后尘应追求文明崛起

张亚中:我基本上刚刚对任教授的谈话有一定不同的意见,就是如果按照任教授的逻辑在思考的话,我觉得假如我没有误解错误的话,好像还是走西方的资本主义,个人民主的这条道路,把 国家完全的解放,交给个人发挥他的自由才干,我们从西方的9个大国的崛起看的出来,9个国家的崛起,这9个大国的崛起所带来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的席卷,包括帝 国主义的扩张,包括整个社会带来贫富的不均,我们从现在看不出来这9个大国崛起对于人类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当我们在思考2030或2050年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的 不是中国的下一个大国崛起,而是一个所谓的文明崛起,也就是这9个国家,他们走的都是西方那一条的道路,可是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五千年来悠久的文化传统,比如我讲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对不起,在资本主义、个人主义里面没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不断的掠夺,不断的争夺,民主的社会也是一样,少数一定要服从多数的,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谈一个文明崛起的时候 ,我们应该重新解释,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不是应该经过修正,这一种以个人主义所建构的社会的秩序是不是应该被调整,也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社会,2030年,比如说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 ,到底2030年是以公平正义第一优先,还是社会,还是经济发展为第一优先,还是社会的安全为第一优先,安全、公义跟发展,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需要一个大的辩论。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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