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暴征强拆才是“人民立场”（2）

避免暴征强拆才是“人民立场”

暴征强拆最明显、最恶劣的政治危害是它的反人民性。现代民族国家乃是具有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人民共同体，尤其在经过了人民革命的中国，人民革命必须实现人民权利，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要求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人民共同体性更加突出；对此，第一代革命领导者有高度的政治敏感。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谈到：“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1957年4月，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的分析更加理论化，他说：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表现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发展为“闹事”。但有些同志总想搞成敌我矛盾以便于“一棍子打死”，如此粗暴对待群众，“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群众闹事大体上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有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还没有效果，就请愿、闹事。群众闹事多因经济问题，提出的要求大部分是合理的、可以实现的，但往往经过好几个月，官僚主义者不理，最后才来请愿、闹事。总起来讲，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毛泽东、刘少奇的上述讲话反映出他们的政治智慧和人民立场。虽然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政治弊病，但也只是对所谓“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而不至于对一般劳动群众滥施剥夺生存条件的暴力，更不至于糟蹋耕地、毁坏民房，倒是对群众指向官僚主义的暴力给以同情。

毛泽东的“雀巢比喻”说明了共同体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承认他人乃另一个自我，理解他人的尊严等于我的尊严，体会他人的耻辱等于我的耻辱。而刘少奇“人民内部矛盾论”更着眼于制止任何借口的反人民暴力，因为他从事实和经验研究中发现了官僚主义者总倾向于以蛮横压制来掩盖其侵犯人民利益错误的秘密。

那些暴征强拆的地方官员也都高举着“公共利益”或“综合执法”旗子，但并不能掩盖其反人民性；因为对共同体任何个人合法利益的剥夺当然地意味着对所有人合法利益的可能剥夺，积累起来，必然造成人民共同体的分裂，而陷于无法无天的前政治“战争状态”。没有人民的政治权利，便没有人民的财产权利。为了杜绝暴征强拆悲剧，必须根据人民共同体政治学原理规范“公共利益”的论证和司法审查。任何“公共利益”的论证过程要在人民参与的政治体制下进行，法院判决也不是为了对强制征收土地财产作最后的合法认定，而应该站在寻求不征收、尽量少征收、避免强制征收的人民立场上，首先审查政府的“公共利益”论证以及相关征收、补偿是否合理、合法。

立即叫停和审查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计划

去年年底，安徽一位省政府高官发表文章说：2008年国土资源部颁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以来，地方政府视之为卖地生财的“救命稻草”，强制农民并居“上楼”；这一掠夺农地、侵犯民权的“灭村”、“圈地”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为害巨大，“必须叫停！”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则针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发表社评呼吁：切断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关联、不让含混不明的所谓“公共利益”给官商以可乘之机，乃终结暴力强拆的关键。

去年农产品价格的暴涨已经警告了基本农田骤减的危机，今年多省份的严重干旱更让人忧心农业生产和农村稳定，而2011年2月14日的《人民日报》再曝荒唐事：全国二百多个地级市竟然有183个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这隐含着多么恐怖的征地拆迁前景！

卖地财政所出卖的是农民和农业，暴征强拆所摧毁的是政治和文明。驱赶农民、倒卖土地的强迫“城市化”与文明功能扩展、吸纳农民就业的自然城市化不同，以掠夺农民土地、破坏农民财富、侵犯公民权始，以让农民搬进既脱离城市服务网络又脱离农业生产条件的“楼房”终，乃彻头彻尾的反政治文明、反经济发展、反现代化。这种城市化“大跃进”强迫症之不远殷鉴，乃1950年代“强迫”工业化“大跃进”造成的国家经济自杀和社会动乱。

在目前形势下，如果容许地方官商围绕征地拆迁与农民搞“博弈”，无论是行政命令还是司法强制，都将诱导其继续推进唯GDP、唯暴利主义的卖地财政路线，加剧农地的非农化和废弃化、农民的失业化和无产化。中国素有恒产恒心、安居乐业之古训，正视因征地拆迁而恶化的农民生存状况和日益显现的农业危机乃当今最大的政治。

为了防止丧失文明价值的掠夺性暴力运动，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人为粮荒，为了扭转农村土地“城市化”而农业人口游民化的恶性发展趋势，中央政府一面明禁严查地方官商强制征地拆迁，一面还需建设具有国家权威和民主动力的法治机制来刚性监管农地农用、切实保护农民地权；而当务之急则是立即叫停、审查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计划，否则便不能刹住暴征强拆、“圈地灭村”的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