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超越性改革战略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0年后，2002年，中共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大迄今又一个10年。10年改革究竟进展如何?当前中国改革面临什么“掣肘因素”?着眼于未来，下一阶段中国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战略?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笔者以为，根据中国改革的自身发展逻辑和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中共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战略应该“有所超越”。这种“超越性”改革战略，应该是能够“上见天光，下接地气，中立人本”的战略，以使其更具时代“大智慧”和更有宏观“大视野”。那么，应该在哪些方面“有所超越”呢?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1 经济改革的三大差距及其深层原因

在谈“超越性”改革战略之前，先从对改革进程的判断谈起。这是立论的基础。

1.1 经济改革的三大差距

根据个人的调查和了解，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判断，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在曲折中展开的，有进展，亦有缺憾。进展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1992年所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任务，有好几个大的方面还没有完成，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攻坚”之战可以说打得比较艰苦，一些“坚”并没有攻下来。经济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与当初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主要有三大差距：

第一，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尚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比较滞后。从产权结构看，垄断性行业基本上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我最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最新数据作了计算，从2010年有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民间资本进入具有明显的有限性。如社会普遍关注的铁路运输业，仅占2.1%;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也只占3.7%;特别是航空运输业，2008年为2.5%，2010年反而下降到仅占0.5%。这组数据还是在国务院两次提出“非公发展36条”之后的新数据，可见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之艰难。

第二，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及其它资源、技术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虽然最近在存款利率浮动方面有所启动，但总体分析，各类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地价、资源性价格等)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状态。

第三，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一些部门仍然通过诸如审批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政府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如热衷于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但是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督方面又存在严重的“缺位”，需要认真反思。近一时期，网上流传某地方官员在京城“亲吻”投资项目文件的照片，我看了很不是滋味，随手记下两句“随感”：“地方官员对审批权力的亲吻，绝不是中国的福音;审批制的喧嚣，也绝不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

1.2 经济改革“胶着僵持”的深层原因

中国改革步履维艰，至今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改革受到现存利益格局的掣肘。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改革如此艰难?因为垄断行业受到有关力量的牵制。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学界一再呼吁要改革审批制，但是为什么真改审批制又如此艰难?因为依赖审批制寻租的力量不那么痛快。老子《道德经》第57章有一句话：“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是说，“我(指执政者)不胡折腾，百姓自然就富裕了;我没有私欲，百姓自然就淳朴了”。为什么政府有些部门热衷于揽审批之类的“事”?实质在一个“欲”字。

第二，有思想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从全球范围来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转轨国家，中国也好，越南、老挝、古巴也好，都属于在社会主义这个框架之下的改革，面临两种“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理论。第一种，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的实质：简言之，要“社”不要“市”。这种理论被斯大林推向实践，造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灾难性的厄运。第二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但是要“市”不要“社”。两种主张呈两个极端。因此，探讨21世纪初叶中国思想界的精神障碍，需冲破两种牢笼。由此使我想到，21世纪人类文明，须打破“双重奴役”：集权主义的奴役;自由主义经过异化构成的新的奴役。中国经过33年的改革，在克服两种“不相容”思想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思想，在我们社会当中仍然存在，而且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应该说，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认识，并没有完全突破上述两种思想的牢笼，需要实现超越。

第三，具体操作本身也有值得内省的地方。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大目标是正确的，但在一些具体领域，还存在一些操作性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改革，理想的目标是将国有企业定位于公益性，但现实状况却相当复杂。在2010年全国11.4万户国有企业、64万亿总资产中，哪些属于公益性的，需要按照公共性原则来运作;哪些属于竞争性的，需要逐步予以调整，迄今并没有划分清晰，以致造成公益性和市场性的混淆。再比如住房，前些年对于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制度安排也不象现在这样清晰。

在以上三点中，关键是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可以这样说，不打破既得利益的格局，深化改革很难。

1.3 近年中国改革领域出现的三点新情况

近年来，中国改革领域出现一些新情况。根据我的观察，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围绕是否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的改革问题，再次出现争论。一些论者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取向有所动摇，一些领域的改革有所停顿。

其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权力与资本合谋、权力与利益交换”的严重腐败和种种不公正现象。如何排除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干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成为新的战略问题。

其三，转轨的“三不足”：即转轨动力不足;转轨队伍不足;转轨共识不足。我在2012年4月29日亚洲转型国家对话会议上提出此问题，值得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