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2）

沉默10年：回到古代和民间

1908年鲁迅发表了半篇〈破恶声论〉，便于次年回国，辗转于绍兴、杭州、南京与北京，其间经历了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直到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整整沉默了10年。如他自己在〈《呐喊》?自序〉里所说，他在寂寞中“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青春时期的英雄梦破灭以后，就“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4]这一时期鲁迅主要从事整理古代典籍的学术工作，而其对古籍的辑录，是“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的[5]，这表明，他所谓“回到古代”，就是沉湎于魏晋时代，浙东文化。而所谓“沉入于国民”，就是沉入故乡民间记忆，咀嚼生活于其间的普通民众的悲欢。由此形成了研究者所说的鲁迅所特有的“魏晋参照与魏晋感受”，即是对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的黑暗和内在的本体性的黑暗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形成了他独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在“五四”以后写作的散文诗集《野草》里，更有淋漓尽致的表现)[6]。这既是他最终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动因，更决定了他必然地要显示出他自己的，不同于其他“五四”参与者的鲜明特色。

五四时期：对启蒙主义话语和实践的复杂态度

因此，鲁迅绝不可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一运动的真正“主将”陈独秀有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7] 这是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而鲁迅的“独立价值”，主要表现在他对“五四”的“启蒙主义”话语和实践的复杂态度。

他确实为启蒙而写作：他的故乡民间记忆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发，喷涌出《呐喊》、《彷徨》等几本书里的小说，以揭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而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8]；他又以杂文的形式，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他的特点有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汉朝以后”，特别是“宋元以来”的“业儒”[9]；而且关注在现代中国现实中的实际影响，意义与实效，即所谓“儒效”。因此，他猛烈攻击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的儒家伦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其内含的价值理念，正是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同时展开的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反省，“改造国民性”成为鲁迅终生关注的思想文化命题，是鲁迅思想中最具特色、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部分。

但他从一开始就对启蒙的作用心存怀疑。因此，据周作人回忆，对《新青年》鲁迅最初“态度很冷淡”[10]；而且在钱玄同向他约稿时，他就对启蒙主义提出了两个质疑：“铁屋子”单凭思想的批判就能够“破毁”吗？你们把“熟睡的人们”唤醒，能不能给他们指出出路[11]？因此，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他在一封通信里，对学生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学界纷扰”，出乎意外地给予了冷峻的低调评价：“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12]到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的大屠杀中，目睹年轻人的血，他更是痛苦地自责：自己的启蒙写作，“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不过是充当了“吃人的宴席”上“做这醉虾的帮手”。但他又表示，“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13]——在坚持中质疑，又在质疑中坚持：这样的启蒙主义立场，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确实是非常特别而独到的。

“五四”以后：和学院派的决裂

在“五四”后的1925、1926年间，由女师大风潮引发了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后者是一批自命“特殊知识阶级”、社会精英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学院知识分子。关于这场论争的具体内涵，我们在下文会有进一步分析；这里要讨论的是，论争对鲁迅思想与选择的影响：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那些作为知识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异类；他更恐惧于在实现学院体制化过程中，会落入“许多人”变成“一个人”、“许多话”变成“一番话”，思想文化被高度一体化的陷阱中，这就会导致知识分子独立个性、自由意志和创造活力的丧失。他因此宣布：“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怎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14]这是自觉地将自己放逐于学院的体制之外，还原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由的生命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