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

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去世70周年的回顾

鲁迅在100年前(190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引人注目地引述了德国思想家尼采的一段话：“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1]。这是一个不祥的预感，似乎预告了鲁迅一生的命运，以及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处境：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先行者。

一、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

日本时期：“别立新宗”，“立人”而“立国”

鲁迅的思想、文学活动是于20世纪初在日本开始的：1903年、1908年间，在留学生刊物《浙江潮》、《河南》上先后发表了〈说鈤〉、〈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六篇论文。在此之前，鲁迅在有着古越文化与浙东文化的深厚传统的故乡绍兴度过自己的童年，既感受到了传统社会和文化的落后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同时受到民间文化的薰陶，打下精神的底子，成为他生命中永恒的记忆。而在社会开始发生动荡，故家日显败落，意味着社会变革临近的19世纪末，鲁迅既被现实所迫，又是适时地离开家乡，“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2]，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务铁路学堂学习时，找到了西方“新学”的新天地，特别是进化论学说，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民族危机感与变革图强的热情。和大多数留日学生一样，他是到日本这个向西方学习的“优等生”这里来寻求民族与个人的出路的。

但在鲁迅留日期间，日本的思想文化界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中日战争结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体制的最终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病也开始出现。日本的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全民族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充满信心与膨胀的热情的时候，却因产业社会的病态而充满着怀疑与恐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以矫19世纪文明而起”的尼采、齐克果、斯蒂纳（Max Stirner, 1806-1856）的思想，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同样敏感的鲁迅立即抓住了这样的“神思宗之至新者”：一方面，这些思想家对西方文明的怀疑与批判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因此和“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知识分子明确地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鲁迅又并没有像另外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怀疑而走向对东方传统的无条件的认同。因此，尼采等人的思想，在鲁迅这里具有双方面的意义：既是他所直接面临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的武器，同时他也藉助这些西方思想的新发展，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工业文明的道路进行独立的检讨。而这背后，正是隐含着鲁迅的问题意识：从批判的层面说，就是如何既要批判东方传统，促进民族的现代化，又要对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行质疑，拒绝全盘西化；从建设的层面说，就是如何完成现代民族文化的重建，现代民族主体的重建。

于是，就有了鲁迅贯其终生的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道路与目标的确立：“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里，既表现了宽阔的胸怀与眼光，以“世界之新潮”与“故有的血脉”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基石，同时，清醒地看到，一切文化形态(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传统文化)都是“偏至”的，既有其独特的价值，同时又存在着“偏颇”，因此，他拒绝一切文化神话，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重心，放在独立创造上，即所谓“别立新宗”：继承与拿来，都是为了创造；要为中国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价值，终极性的理想。

在鲁迅看来，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由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所决定的。据此，他又提出了“立人”以“立国”的理想，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3]这里，提出了“立人”(争取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与“立国”(建立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两大目标，而以前者为后者的前提与基础，显然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其背后则隐含着既能治愈东方专制病，又避免西方现代病的期待：这几乎是几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