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3）

于是，在1927年4月，鲁迅离开广州中山大学，并于这年10月作为自由撰稿人定居于上海：他最终从学院走向了文化市场。一到上海，鲁迅就发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他们自觉地站在“平民”这一边，反对来自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奴役和压迫；他们坚守自己的彼岸理想，“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这显然是鲁迅的自我选择与定位。

最后10年：在“横战”中坚守思想的独立与自由

在上述演讲的结尾，鲁迅特意提到了“思想的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的问题[15]。这正是预示着他的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某些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他所受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革命实际运动的支持，并共同推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这正是前述他在国共分裂以后对启蒙主义的质疑，以及“真的知识阶级”立场的选择的逻辑结果。

鲁迅曾说，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16]。对鲁迅启发最大的，或许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阶级分析的方法。鲁迅早就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历史与现实中的人奴役、压迫人的现象，他曾经用“弱者”与“强者”、“幼者”与“长者”、“愚人”与“聪明人”、“下等人”与“上等人”……这样的系列概念，来概括他所感受到的压迫和不平等。后来，他回忆说，他正是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和被压迫者！”他说，这是“一个大发见(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黑暗，煮东西。”[17]因此，鲁迅接受唯物史观，并有豁然开朗之感，是顺理成章的。而这样的接受又直接影响了他的现实立场：他一贯坚持的“为平民说话，为被侮辱、被损害者悲哀、叫喊和战斗”的立场，现在有了更鲜明的阶级内涵，即“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18]，而努力争取“工人、农民”的“真正解放”[19]。他因此充分肯定了革命运动的合理性：“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20]而他之所以愿意推动左翼文化运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就是因为这样的文学“和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21]

因此，最后10年的鲁迅的思想所坚持的，必然是一种体制外的批判立场，这是有别于胡适及其朋友的体制内的批评的。他首先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用“党国”一词概括了“党即国家”的实质，这是与“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一脉相承的；鲁迅正是坚守了他一以贯之的“反专制，争民主、自由”的立场。

鲁迅同时注意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1930年代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发展。鲁迅依然坚持他的“立人”理想，以批判、怀疑的眼光烛照许多人顶礼、膜拜的现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荣、发展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其中有三大重要发现。首先他在1930年代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中，都发现了“半殖民性”；也就是说，中国193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半殖民地化相伴随的。鲁迅更在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奴役、压迫关系的再生产，“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资本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因此，一切为新的奴役制度辩护的谎言，在他那里，都会受到无情的批判。而鲁迅最为关注和痛心的是，他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历史宿命，而且在商业化、大众化的浪潮中，还有成为“商的帮忙帮闲”和“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危险。鲁迅一直期待中国能够走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历史循环[22]，而现在，他却不能不面对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沦为三重奴隶的现实，他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沉重。而鲁迅1930年代的批判性审视，可以看做是对前述他在20世纪初的思考的一个呼应与延伸：他当年所担忧的“本体自发之偏枯”与“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23]，到1930年代显然有了恶性的发展。

和那些到革命中来寻找出路，把革命及其政党理想化，并形成思想与行动的依附的知识分子不同，鲁迅既出于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独立判断，对革命政党领导的革命实际运动采取了同情、支持、合作的态度，但他仍然保持了自己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并以他特有的怀疑的眼光，对革命政党和实际革命运动，包括他参与发动的左翼文化运动，进行了冷静而严峻的审视。于是鲁迅又在中国式的革命中，遭遇到了“革命工头”、“奴隶总管”，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的再生产，它是由现行奴役制度的反抗者所制造的，这自然是更加严重，也更为惊心动魄，因为它是关系着中国的未来发展的。正因为如此，鲁迅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他所说的“横战”，并且预言：他将不见容于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24]，“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