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话语变得无效
随着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的深化,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在早期,也就是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体时,中国比较依赖这些经济体的资本和技术。但当中国在短短的30年间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并且其资本开始“走出去”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开始有了很不相同的想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很多经济体开始对中国产生依赖,尤其是在经贸方面。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从日本、韩国到东盟国家,在和中国的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尽管这表明它们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中获取了不少的利益,但同时也说明了这些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第二,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国家开始考虑经济和战略之间的平衡问题,就是说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和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从长远来说是否能够持续的问题。一些国家开始忧虑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一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变得不可扭转,是否会促使中国重新回到传统版本的“朝贡体系”,即中国确立其主导地位。
美国和亚洲国家的中国“认知”的变化也有中国方面的原因。尽管中国的高层一直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和平崛起战略,但其它方方面面的变化使得这个官方话语变得无效。第一,执行层的问题。中层官僚阶层的外交行为,开始表露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中国周边多是小国,自然对中国官员的态度十分敏感。中国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等官员,甚至外交官员,在和小国打交道时,缺少“小国意识”,缺失足够的专业主义精神,使得小国家错误地感觉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第二,中国的外交在中央层面呈现多元角色,往往缺少协调,一些非外交部门经常取代外交部门,发表涉及到重大国际问题的言论,并且表现为耸人听闻。第三,中国也经常为周边国家问题尤其是朝鲜问题所拖累。亚洲国家往往认为中国应当对朝鲜的不负责的国际行为负责。第四,民间声音和话语的激进化,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中国民间也有理性的声音,但无论是本国媒体还是外国媒体,经常张扬那些极其非理性的声音,从而给亚洲国家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印象,好像全中国都是毫无理性的民族主义者。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宣布“重返亚洲”。美国“重返亚洲”是如何影响着亚洲秩序呢?这里包括中美关系、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和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首先,“重返亚洲”改变甚至中断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互相调适。尽管美国“重返亚洲”到目前为止更多的是表现在言语上而非行动上,但这足以改变一些亚洲国家对美国的期望值。一些国家以为美国会像往日那样(冷战时期)投入大规模的力量来应对中国,形成类似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对立,从而想提前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这尤其表现在那些和中国有海上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很显然,这些国家的选择也趋向于迫使中国中断继续向这些国家调适的努力。尽管中国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还是防御型的,但足以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和深化。
美在亚太区引入战略竞争
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正在改变亚洲国际关系的性质,即从重经济、轻战略转向重战略、轻经济。这是由美国国家能力特征决定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转型,其经济实力大不如从前。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来就是经济和军事平行进行,但现在经济不行了,军事便先行。就是说,美国“重返亚洲”是以军事领先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引入了战略竞争。这种变化也迫使中国开始把重点从原先的经济层面转移到军事战略层面。不难发现,这些年来,亚洲国家之间呈现出进行激烈的军事竞赛的局面。
“重返亚洲”更是影响着中美两国关系。今天的中美关系表现为两个层面,即双边关系和表现为结构特征的中美关系。双边关系指的是中美两国之间不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同时,中美关系又构成了亚太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中美两国各自与亚洲其它国家的关系。多年来,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密切,尤其是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以至于美国一些学者把此称为“中美国”。但美国战略竞争的引入使得这两个层面的中美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并且是互相“感染”。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上的竞争更多的是良性的,但战略上的竞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一旦中美双方进入战略竞争,“中美国”就会不断分离,两国便不可避免会走上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式的竞争,或者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式的竞争。其结果是可预测的。
也毋庸置疑,美国“重返亚洲”的根据是其所认知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美国的行为有其必然性。中国也很难改变其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如果美国“重返亚洲”是要平衡中国力量,中国也必须找到平衡美国力量的手段。这种手段便是和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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