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毛泽东像老师邓小平是伙伴（2）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

第二天，时任总理的华国锋在会见中讲得更明确：

我们对许多朋友说过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作好准备如果准备充分，一旦战争爆发，就不会处于不利地位。第二，必须打乱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要夺取世界霸权，就得先在世界各地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好进行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努力打乱它的全球部署计划。”

大西洋联盟还没有哪一个成员提出过如此全面的联合行动实质上是先发制人行动，也没有哪个成员表示过准备根据自己的判断单独行动。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中国领导人建议的合作在许多方面都比大西洋联盟更为紧密，也更冒险。他们要执行的是前面章节讲过的进攻性威慑战略，其特点是并没有成立正式组织或规定长期义务。意见一致即可共同行动，但如果意见出现分歧，大家便各行其是中国即使在危急时刻也不肯放弃独立自主。尽管中国对美国的一些具体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但仍然坚持和美国联合行动，这表明中国认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势在必行。

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了迈向共同全球政策的第一步。从1971年7月的秘密访华开始，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一贯而又明确：所有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取消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只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包括在《上海公报》所载的中国立场中。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两位总统都同意了这些条件。尼克松表示要在他第二任期内予以落实。尼克松和福特都强调美国注重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包括要继续向台湾提供一定的安全援助，但水门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使得他们没能履行承诺。

卡特总统上任不久即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周恩来作出的关于台湾的一切保证，他不受党派影响坚持这一外交政策，实在非比寻常。1978年他提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方法，以使双方都能维护各自的既定原则：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接受的原则;美国发表声明强调致力于和平改变;中国默许一定的美国对台军售。卡特在和中国大使柴泽民的谈话中亲自提出了这些办法，他威胁说如果美国不对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将被迫自行发展核武器好像美国无法影响台湾的计划或行动似的。

最后，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这就为关系正常化设定了最后时限。邓小平没有反驳美国关于期望台湾问题最终和平解决的声明尽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就此作出任何保证。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强调说，中国的立场不变，“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关系正常化意味着美国大使馆将从台北迁至北京，北京的外交官将取代台北在华盛顿的代表。作为回应，美国国会于1979年4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对未来的担心化为对美国有约束力的法律。当然，它约束不了中国。

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需要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模棱两可对于外交来说不可或缺。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两可维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远如此。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进需要双方的远见卓识。

邓小平对美国作了规劝之后，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他不肯坐等美国的决定，而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特别是东南亚努力构建他所倡导的政治框架。

毛泽东会见外国领导人是把他们召到他的住处，邓小平则正好相反他遍访东南亚、美国和日本，以他自己高调、直率、偶尔有些盛气凌人的风格开展外交。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风尘仆仆地频频出访，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从革命斗士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是站在另一边的，它曾经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和少数民族中间鼓动过革命。现在大敌当前，这一切都成为次要。

1979年2月邓小平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中，向公众阐释了中国的战略方针：“如果要来缚住北极熊，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只靠美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只靠欧洲的力量也不够。我们是穷国，力量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联起手来，那就有分量了。”

邓小平在历次出访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还比较落后，希望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和专门知识。但他也坚持说中国虽然不够发达，却并不会因此改变它抵抗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决心，如有必要中国会使用武力，单独行动。

邓小平的出访以及他多次提到中国贫穷与传统的中国治国之道迥然不同。没有几个中国统治者去过外国(当然，传统观念认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严格来说没有“外国”可去)。邓小平公开强调中国的落后，强调中国需要向别国学习，这与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与外国人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傲慢形成鲜明对比。没有一个中国统治者对外国人说过需要外国的东西。清廷接受了有限的外国创新(比如对耶稣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表示欢迎)，但一贯坚持说与外国人通商是为表现中国的仁善，而非中国所需;毛泽东也高度强调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国陷入贫穷和孤立。

邓小平先访日本，此行是为了签署中日关系正常化条约。邓小平的战略计划是同日本不仅要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要实现和解，好让日本帮助孤立苏联和越南。

为此目的，邓小平愿意不再计较日本给中国带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他表现得热情洋溢，宣布说“我心里很高兴”，还给了日本领导人一个拥抱，这样的举动在日本社会几乎绝无仅有，在中国也是一样。邓小平毫不掩饰中国经济的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请他在访客留言簿上签名时，他写下了对日本成就的空前赞扬：“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