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人均GDP不到美国十分之一,在正常情况下,中国还可以以较快速度发展20-30年,如同连通器一样。出口萎缩后,发展内需,直到民众生活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后,才如同发达国家一样只能靠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的提高来发展,发展速度才会逐渐缓下来。当然,保持这样的速度是在不出现任何瓶颈问题和风险的前提下。事实上维持现行方向,中国价值在未来50年主要存在以下十个方面的风险因素影响:
1、科技革命:
国家、经营单位面对市场经常感到无可奈何的风险来自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是指科学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有实质性、突破性影响。展望未来50年,以替代石油和煤的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自动化技术(包括机器人)、太空技术、微电子技术主导的科技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围绕新能源的应用,影响人类衣食住行的各种工业产品将全面升级换代。新能源可以是太阳能、核能,甚至是反物质能量。新能源、新材料、自动化机器人科技革命将会使中国面临巨大风险,新能源、新材料对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有了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就可代替廉价吃苦忠诚的劳动力,如果其它国家先行发明利用,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太空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相联系,解决了能源动力问题,人类移民太空就不存在问题;微电子消费品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发展,对现代工业均衡性影响很大,这种影响还将持续,类似苹果电子产品给行业带来的冲击影响。谁在这轮新科技革命中掌握先机,谁就能制导世界经济。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不认同,中国制造的传统产品和服务一直以来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基本上没有占据主流消费社会或没有获得应有的价格水平,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并未使中国国力和价值得到应有的提升,中国原本可以发展得更快,国力和价值原本可以更高。30年来中国人所付出辛劳和资源消耗量,相当一部分被其它发达国家用所谓的核心技术和不对称汇率转移。新科技革命是中国摆脱品质不良形象提升价值的机会,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和风险。
发达国家,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将陆续退出传统制造业,全面从头再来的代价最低。而中国传统制造业从沿海向内陆拓展,正处于全面开花阶段,新科技即使引入中国,全面利用也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代价最为沉重,中国在这种替代循环中将不由自主的落后。另外,中国人创新能力受制于官本位的政治体制,科研机构、学校以及社会环境都过于保守,学术腐败成风。社会各行各业竞争氛围在浮燥逐利思想主导下,急功近利,促使大部分公司内部的科研机构追求的是“短、平、快”,没有长期的潜心研究,就没有真正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人民币的市场地位主要还是靠自然资源和代工人力资源。大部分公司的成长路线也不是均衡上升的斜线,而是带有短命特征的巨幅波动的曲线。
新科技革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科研务实精神和社会整体创新氛围,在短期逐利的驱使下,中国模仿和继承发展能力强于其它国家,这几年国家价值的提升,得益于这种优势,毫无疑问,这种优势是短暂的,而且是被动受牵制或被人诟病,发达国家不会坐视产业优势被夺,现在,如不重视创新突破,很快又要被历史抛弃。
估计在2020年左右,世界新科技革命风险将导致中国经济经济下行概率大增,经济规模缩量,并且长期难以翻身。如果把2012年初始中国价值,确定为10个价值单位,包括所有有形和无形资产资源价值,那么,新科技革命风险将在未来50年间对中国价值的影响每年在0.1到2个价值单位之间,共45个左右,风险等级为A++
2、人口结构失衡: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几十年来,中国廉价劳动力供给充裕,得益于巨大的人口红利。未来2020到2060年内,中国将逐渐步入中老年人占主体的社会,以现在的人口结构预测, 2040到2060年,除非大规模移民,中国劳动力人口将难以支撑社会运行。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下降、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形将一直持续,影响叠加恶性加剧。珠三角、长三角将是最先受到影响的地区,工厂劳力成本增加,必然导致竞争力下降,进而萎缩直至倒闭,随着工厂越来越少,即直接创造价值的第二产业减少,依附于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类似深圳、东莞这样的城市人口将越来越少。需求与供给对价格的影响有剪刀差,因此,深圳、东莞等城市面临的民工荒影响将呈加速恶化态势。深圳若干年后将会盛极而衰。房价很可能跌到只有繁荣时期的1/3之后才开始形成新的平衡。
人口风险不仅仅表现在民工荒,老龄化社会情况将越来越突出,社会福利开支拖累社会,消耗积累再生产能力。现在不管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取消,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已经形成。对中国国力和价值的影响已经基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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