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楚条约》背后的大清“内鬼”

公元1689年9月7日，在今天俄罗斯境内赤塔州的石勒喀河畔平原上的一座帐篷里，清朝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与俄国御前大臣戈洛文代表各自政府，在中俄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上签字用印。随后，戈洛文和索额图热情拥抱。他要感谢的，还有大清使团里的两位“内鬼”……

中俄两国使团的阵容对比     　　

在1689年的早些时候，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两个不同使团，正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他们预定会合的地方被俄国人称为涅尔琴斯克，它的中国名称叫尼布楚。   　　     1686年2月5日，一个由全权大使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戈洛文率领的队伍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五千公里外的远东。与其说这是一个使团，还不如说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光是装载弹药、粮秣等军需物资运输队就有270辆马车之多。除了译员、书吏等20名随员，仅仅跟随戈洛文一起出发的莫斯科火枪兵和炮兵就多达506人，戈洛文一路之上又从西伯利亚各地抽调了1432名哥萨克士兵和军役人员。由于遭遇当地人民的顽强反抗，戈洛文分身乏术，迟迟无法脱身前往尼布楚，以至于早就出发的俄国谈判使团最后却是姗姗来迟。   　　

与戈洛文一干人等“徐如林”一般磨磨蹭蹭的脚步相比，清朝谈判使团的步伐就可算得上是“疾如风”了。   　　

1689年6月13日，由索额图和康熙皇帝的舅舅都统佟国纲率领的使团从京城出发，一个多月后的7月31日就横跨蒙古草原抵达三千里外的尼布楚。清朝使团称得上是威风堂堂，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一个人就带着三百多头骆驼、五百匹马和一百名家人，佟国纲的排场也不小，不少于三百匹马、一百三十头骆驼和八十名家人体现出了他作为当朝国舅的高贵身份。整个使团除了用来护卫的1400名兵丁之外，还带足了五个月的粮食和其他用品。为此，需要三四千头骆驼和至少一万五千匹马，以及一支包括运夫、仆役、工匠的庞大后勤队伍，总人数达到近万人。

  　　      中国使团中的两个洋人   　　

不过，在这个中华帝国历史上首次派出的外交谈判使团中，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两位谈判代表，而是大清使团中两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洋人--葡萄牙人Thomas Pereira（中国姓名徐日升）和法国人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中国姓名张诚）。   　　

徐日升和张诚的共同身份，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耶稣会（拉丁文原名 Societas Jesus， S.J.），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他们的先驱利玛窦以其精湛的数学和天文知识及对中国经典的通晓，在中国的士大夫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1673年进入北京的徐日升，由于精通天文而供职于钦天监；来华较晚的张诚精于数学，遂成为康熙皇帝的宫廷教师。传教士们成功进入了紫禁城--凭借自身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康熙皇帝的近臣。   　

　正因如此，康熙皇帝派遣徐日升和张诚作为中国使团的成员，还将自己的袍褂赐予徐日升，又为张诚特制了一件，并授予他们三品顶戴，真是“宠眷之隆，无已复加”。皇帝还专门嘱咐索额图和佟国纲说：“朕鉴于所用西人，皆忠贞可靠，足资信赖”，要他们与二教士同桌就餐，重要的事情要与之商量。于是大清的使团里也就多了两张欧洲人的面孔。   　

　谈判之前双方制定的方略   　

　1689年8月18日，戈洛文带着1700多名俄军赶到了尼布楚，而此时中国使团早已在尼布楚城外恭候半月有余！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时带了5个月的粮食和用品。来时路上花了49天，如果计算返回的行程，在尼布楚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否则不仅粮食告罄，衣服也会抵不住西伯利亚早来的寒风。因此戈洛文到达尼布楚的当天，双方就急急互派使节筹备一应事宜，准备进行边界谈判--依照俄国人后来的说法，“决定外贝加尔地区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在前往尼布楚谈判的使团即将出发时，康熙指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理由是“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这表面上看似体现了谈判的灵活性，实质上却依然是“天朝”对“藩属”居高临下“怀柔远人”心态的反映。   　　

与思想尚停留在朝贡体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清方的慷慨大度相反，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沙俄当局制定了三套中俄边界的划分方案。第一套，也就是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并吞整个黑龙江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方案要求以牛满江或结雅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纵然是所谓最低要求的第三方案，俄国也坚持占领已经在清军的长期围困下朝不保夕的阿尔巴津（雅克萨），并在精奇里江一带保留中俄共同的渔猎场，戈洛文受命“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一切”。   　　

但这样的如意算盘并没有能够持续得太久。1687年9月，从莫斯科匆匆出发的信使赶上了戈洛文使团，送来了沙皇当局对谈判的第二份训令，指示“为了同博格达汗（指清朝皇帝）保持最牢固的友谊”，可以拆除雅克萨的俄国堡寨以换取中国开放通商。同第一份训令中的杀气腾腾截然相反，第二份训令向戈洛文强调“除非他们（清朝）采取极不友好和蛮横无礼的行动，决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1688年7月，俄国外务衙门的一名书吏又给戈洛文带来了第三份训令，谕令在退出雅克萨后中方仍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以退出包括尼布楚在内的“达斡尔地方”的最后方案来签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