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楚条约》背后的大清“内鬼”（3）

　在《条约》上塞进俄方“私货”   　　

8月27日深夜，俄国信使来到清朝使团的营地，带来了俄国决定放弃雅克萨的消息。对于戈洛文来说，放弃雅克萨早已是沙皇训令中已有的内容，并不是什么痛苦的让步，同时“阿尔巴津（雅克萨）和格尔必齐河之间，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少”，相反通过将边界定在额尔古纳河，使得俄国可以获得“有银矿、盐湖，并且耕地甚多，从涅尔琴斯克移民比去阿尔巴津要好”的额尔古纳河西岸地区。实在算不上是赔本买卖。   　　

由于消除了雅克萨归属这个最大的谈判障碍，中俄双方的立场开始接近。1689年9月7日，中俄间的第一份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终于放上了谈判桌，等待双方使臣签字画押了。就在谈判的最后日子里，两位传教士仍在不遗余力地充当“内鬼”的角色为俄国效劳。   　

　《尼布楚条约》实际上有好几个语言的文本，分别是满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其中拉丁文本是中俄两国代表共同签署的权威文本。由于中方使团里只有传教士们掌握拉丁文，他们便趁机在拉丁文本里塞进了一些有利于俄方的“私货”。沙皇当局在谈判开始前十分惧怕其地位被“天朝”“矮化”为偏远“藩属”，特意向戈洛文强调“今后博格达汗（大清皇帝）不得在国书中自称为天下主宰，并使用‘上谕’这样的字眼，这一点也必须载入条约”。   　

　所以在《尼布楚条约》的满文版（汉译）里，只有与“中国大皇帝”相对的“俄罗斯察罕汗”六个字。但在传教士们的妙手生花之下，沙皇的头衔在拉丁文本里面膨胀了十倍，汉译多达六十余字，其中更是包括了“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这般狂妄的言词，而对应的仍然只有“中国大皇帝”这五个字。俨然使得沙皇的地位高过清帝一头。   　　

如果说头衔的写法最多只是让清朝的面子不好看的话，传教士们对边界上待议地区的写法就着实给中国留下了后患。在谈判中，中俄双方将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一片土地留作日后再议。在满文本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惟乌第河以南、所定之兴安岭（指石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方位范围都十分清楚。而在传教士们的笔下，这段文字的拉丁文版本变成了 “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如何分划，今尚未决”。   　　     日后的俄国人正是利用其中含糊不清的“兴安岭”大做文章。19世纪时，俄国的涅维利斯科探险队在其“考察”报告中刻意地混淆了中国所说的外兴安岭与大兴安岭，宣称“根据尼布楚条约，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以及整个沿海边区都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地”，从而为俄国入侵外兴安岭以南地区乃至中国东北的腹地找到了“理论依据”。   　　

在中国使团即将返回北京前，戈洛文最后一次邀请徐日升和张诚到尼布楚去，两个教士又将他们对中华帝国所了解的一切，包括中国的出产、毗邻国家以及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等情况倾囊相告，甚至还拿出一幅中国全图送给戈洛文。俄国人也没有亏待他们，再次慷慨地送给两个传教士大笔礼物，其中甚至包括一名十二岁的蒙古族小孩（史载不详）。戈洛文还对两位“内鬼”的“潜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应该多么感谢你。你为了共同的利益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帮助”！   　

　谈判功臣戈洛文加官进爵   　　

对于中俄《尼布楚条约》，近代历史学家陈复光在他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中不无遗憾地评价道：“以当时俄方在西伯利亚军力之单薄，加以沙皇密令费要多罗（即戈洛文）避免重启战端……俄方不得已，未必不有所让步也”。但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俄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在领土方面，只需要退出原本就保不住的雅克萨，就得到了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整个外贝加尔边区，而对于它最为看重的远东的经济利益，“这一重大的报酬”也在《尼布楚条约》中轻易获得了：“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间贸易额扶摇直上，从1689年近乎于零上升到1693年的六万卢布以上。到了1696年，竟突破了十万卢布大关。这一数字已经接近于俄国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当时俄国最重要的商港）与欧洲贸易的水平。无怪乎俄国人曾欢呼《尼布楚条约》“实质上是莫斯科外交极大的胜利”！并迫不及待地为谈判功臣戈洛文加官进爵，俄国代表团刚回到莫斯科，沙皇彼得一世就颁发了传令嘉奖的诏书，赏赐戈洛文金质奖章，并在随后提拔其为使节部部长（外交大臣）和陆军元帅。   　　

在很长的时间里，沙俄当局都信誓旦旦“遵照我两国以永久和好之礼所定之条约，决不负约”！直到19世纪中叶，俄国才再度对黑龙江流域生出觊觎之心--到那时，面对大清帝国这个已经大大衰弱的对手，它将不再需要“内鬼”的“帮助”。   　

　恶有善报的两个“内鬼”  

对于徐日升和张诚这两个“内鬼”而言，他们日后的前途却并不黯淡。两个传教士隐瞒了自己与俄国人勾结的经过，在自己的日记里将索贿受贿的内容删得干干净净（但他们做不到删去俄国档案的记录，所以后人才能知道）。中国使团回国后，清廷上下对谈判中传教士们与戈洛文的勾结一无所知，相反“上至钦差大臣，下至普通士兵，无人不说此次成功完全有赖于传教士们”。   　　

康熙帝也对于谈判的成功深为快慰，甚至专门单独“以使人难以置信的满意的表示来接见”徐日升和张诚，并令人高声宣读下面的话：“朕躬甚好，卿等好否？朕知尔等如何出力为朕效劳，力图使朕满意。朕知由于尔等之才干与努力而使和约得以缔结。尔等为此竭尽全力。”作为对徐日升等传教士的回报，康熙皇帝解除了对天主教传播的限制。这是从利玛窦以来，多少传教士梦寐以求的理想。恰恰在传教士出使尼布楚之后，他们才得到这一权利。   　

　徐日升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在北京去世，依旧蒙在鼓里的康熙皇帝亲自对其下了盖棺论定的评价：“朕念徐日升斋诚，远来效力岁久，渊通律历，制造咸宜，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秉性贞朴无间，始终夙夜殚心，忠悃日著，朕嘉许久矣。” 至于早徐日升一年去世的张诚，在中俄交涉之后他一直担任康熙皇帝的御前进讲教师，讲授过数学、哲学、医学和人体解剖学。张诚起先被葬在栅栏墓地，后于1735年迁入新建的正福寺法国传教士墓地。其墓碑目前陈列在“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对于这两个大清使团中吃里扒外的“内鬼”来说，不能想象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