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布楚条约》背后的大清“内鬼”（2）

传教士卖身戈洛文   　　

1689年8月22日拂晓，期待了三年之久的中俄谈判终于开始了。在正式谈判前，张诚和徐日升两位传教士作为中方代表前往俄营拜访戈洛文，虽然有清朝官员陪同前往，传教士仍然肆无忌惮地用清朝官员听不懂的拉丁语与戈洛文打了招呼。徐日升和张诚的正式身份是大清使团的顾问，但在实际谈判中，他们两位还充当了另一个更基础的角色--翻译。   　　

会说拉丁语的戈洛文表示：“希望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能够倾心于全权大使（指他自己）。”而传教士们回之以“按自己的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随后传教士们甚至瞒着他们的护送给戈洛文送来一封信，索要价值不菲的“貂皮、银鼠皮、玄狐皮和上等酒”，作为回报，传教士们允诺提供关于清朝使团意图的情报！不用说，他们的要求立即得到俄方的满足。   　　

尽管远在莫斯科的沙皇为了急于签约而步步退让，在尼布楚谈判现场的戈洛文却依然显得咄咄逼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敢于忤逆沙皇的旨意，而是因为他自信有了传教士们做内应，谈判已经胜券在握。   　　

两次谈判都不欢而散   　　

会议伊始，戈洛文就污蔑清方“置两国之间的友谊于不顾，制造流血事件发兵来犯沙皇陛下臣民”，要求将“（清朝）军队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归还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不然的话“由沙皇陛下勇敢的将军率领的军队准备敉平敌人！”如此贼喊捉贼一样的倒打一耙理所当然地被中方严词驳回。   　　

索额图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回顾了俄国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斑斑劣迹（以致在当地居民中谁要一提起哥萨克，“就使他们想到拷问、拐骗、死亡和吃人”）；在“当地居民多次向皇帝控告这些哥萨克”的情况下，清朝才被迫进行自卫；在第一次攻克雅克萨后，清军释放了全部俄国俘虏，但俄军头目领托尔布津却又背信弃义挑起第二次雅克萨战争。   　　

但戈洛文一口咬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而汗殿下（指清朝皇帝）则从未管辖过”，对此索额图严正声明：“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湖）这面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上述土地上的居民一直向中国政府纳税，他们的领袖和子孙至今健在，许多人逃到了中国内地”。戈洛文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这些铁的事实，他一会儿说“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游牧者过去根本没有向任何人缴纳毛皮实物税”，一会又不得不承认“在古代某个时期这些达斡尔居民曾向汗殿下方面缴纳过实物贡”，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情况下最后干脆表示“没有时间来讨论历史事实”！   　

　就在戈洛文陷于理屈词穷而狼狈不堪的窘境时，“吃人嘴软”的传教士出来为他解围了。徐日升以貌似公正的姿态，给中俄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当他们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手也不是束缚着的……我们的人也尽力杀戮”，他在“不咎既往”的幌子下建议被侵略者和侵略者共同停止“无休止的争论”，立即讨论划界问题。戈洛文马上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立即表示赞成并抛出了第一个划界方案，即沙皇训令中的最高要求：以阿穆尔河（黑龙江）至海为界。这个方案大大超过了康熙指令给清朝使臣们的底线，因此被断然拒绝。而清方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中俄国界的建议也被不为戈洛文接受。两国使团的第一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便告散会。   　　    第二天（1689年8月23日），中俄双方开始第二次谈判。戈洛文率先做出“让步”，先后提议以牛满江和结雅河（精奇里江）为界，实际这两处都在雅克萨下游一千多公里处，也就是将清方实际控制的黑龙江中游北岸都划入俄国版图。清方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但为表示诚意而做出巨大让步，提议以石勒喀河为界，将尼布楚割让给了俄国。这一方案实际已经高于沙皇训令戈洛文中的俄方底线。   　

　不料，清方的和谈诚意换来的却是戈洛文的肆意嘲弄，“真是应当感谢我们的钦差大臣把这样一处无可争辩的地方给了他们”，“俄国人被允许在自己家里（尼布楚）休息”！这不啻迎面一盆冷水浇灭了中国使团的谈判成功希望，索额图向漫天要价的戈洛文宣布“再无别的边界可以接受”，第二次会议同样无果而终。   　

　谈判桌下耍阴谋   　　

毫无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经验的清朝使团准备中止谈判回国，这下轮到戈洛文伤脑筋了。于是，当天夜里，戈洛文就急急派出俄方拉丁语通译跟耶稣会教士进行了密谈，“允诺给他们以大君主的恩德和赏赐”，即珍贵礼物。   　　

传教士们为俄国人效劳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8月25日，应戈洛文的要求，两位传教士作为中国使团里唯一懂拉丁语的人，来到俄国营地。这令戈洛文喜不自禁，传教士们给他送来了一个千金难换的重要情报，将康熙所定的中方底牌和盘托出。   　　

徐日升说，中国皇帝对收回雅克萨这一点是不能让步的，因为中国人已经用武力收回过雅克萨，而且完全有能力再次收回。这两个中国使团的“顾问”随后又向俄国谈判代表建议“自己应当判断，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何处可以满意地划作两帝国的边界”。传教士所说的这一切令戈洛文大为满意：“二位如此热心效力，定能获得大君主的恩典”。他立即给传教士们送去四十张貂皮、一百张银鼠皮和一张玄狐皮。为了进一步提高传教士们在清朝使团中的地位，戈洛文还特意向传教士释放了愿意做出让步的信息。   　　

由于成功带回了这一消息，传教士们在清朝使团中的身价倍增，按照徐日升颇有些自吹自擂的说法，“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其兴奋之情令人难以置信。他们都倾听我们讲，说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因此，这两个“内鬼”得到了中国使团无保留的完全信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要让我们参与谈判的事”--这当然是戈洛文乐于看到的局面。   　　

此后的数天，就在中俄使团双方继续就边界究竟划在哪处进行频繁交涉时，尼布楚地区的风云骤变，得到清朝使团到来这一消息的当地居民纷纷掀起了抗俄风潮，为震慑抗俄人民，戈洛文亲自率领尼布楚城中的火枪兵和骑兵倾巢出动，在城郊耀武扬威。   　　

就在俄国使团的谈判地位突然变得十分虚弱的时候，“内鬼”们又出来帮忙了。两个传教士坚决反对和抗俄的起义民众发生任何瓜葛，徐日升公然将此叫做“晕头昏脑”的“荒唐计划”，而且“帮助喀尔喀人反抗俄国人，就一定会破坏和平”。在传教士的恐吓下，中国使团的态度变得非常消极，不仅“为了不致妨碍议和，没有向他们（起义民众）许诺什么”，甚至把人民要起来造反的消息预先通知了俄国方面。这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清朝使团拒绝对起义者施以援手的消息让戈洛文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抗俄斗争的勃兴势必在整个贝加尔以东地区产生连锁反应，使得俄国殖民者面对丧失整个外贝加尔地区的可怕前景。在权衡利弊轻重之后，戈洛文决定尽快结束中俄谈判，以腾出手来平息当地居民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