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的抗议：PX的邻避效应（2）

一定要搬离的村庄

王兴发（化名）的菜地在湾塘村东头——这里是村庄最邻近化工带的位置。菜地边一长溜杂草和半枯芦苇，王兴发说原本是浇地的小河，但现在水量渐少，已成为沼泽，凑近能看到浮萍飘荡下的黑水。旁边有一条约3米宽的小河，河对岸就是巨大的储油罐。河水始自澥浦镇工业区，通向镇海炼化方向。河水浑绿。王兴发说这两天下雨，河水颜色还好看点，最差的时候是黄色。“这种真正的黄。”他指着身上明黄色的T恤说。

王兴发十几年前从家乡台州来湾塘村，租下20亩地种地。一开始主要种梅豆、毛豆，但近几年，卖价更高也更娇气的豆类作物已经种不出来。“豆苗不长个，正常应该比人高，后来只长到半人高。结出的豆荚发黑，拿去市场上卖不掉。”王兴发说。这片土地现在还能产出的品种是卖价不高的黄瓜、卷心菜、菠菜、花菜，但容易生病，“以前一年打一两次药就可以，现在要打三四次才有收成”。

王兴发和三户同乡住在菜地边的几间瓦房内，房檐低小，屋内昏暗，放工具的窝棚半边土墙和屋顶都坍塌了。王兴发说自己还留在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便宜，一年租金才200元/亩。在外面至少500元/亩，上海郊区的菜地租金要2000～3000元/亩”。“但再便宜地也不好种了。这里水、空气越来越不好。吹东北风时，澥浦工业区的气味就飘过来。刮东南风时，镇海炼化那边的毒气又过来了。化工厂喜欢半夜偷排，每天晚上21点多，气味特别重，一直到早晨五六点，气味才渐渐淡下去。小孩在这里咳嗽感冒总是不好，回老家去一个月就好了。”他说自己已经准备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考察有没有地可租，或者携家回老家台州去做点小生意。

对村庄的原住民来说，他们的土地越来越没有价值，紧邻的化工区又像个捉摸不定的大怪物——烟囱不仅冒烟，有一种还会在晚上冒火。有时候，化工区半夜还会传出尖厉的巨大声响。一位当地化工专业人士向本刊记者解释：“村民们听到的巨大声响是新工程上马后，安装好的设备要做卫生，但化工设备的清扫是用气体来吹，我们叫‘吹扫’，声音很大，尤其在半夜听起来非常刺耳。我们现在已经要求，‘吹扫’不许在夜间进行。冒火的烟囱是‘火炬’——化工业很讲究物料平衡。当物料不平衡时，会将多余的气体通过‘火炬’烧掉。这是一种安全装置。”

但村民们没有知识和渠道理解这些怪异现象，只能凭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来感知这堆坐落在身边的庞然大物。南洪村在2002年被征用了1800亩土地，用于建造蛟川工业园区，后来成为宁波石化经济开发区的一部分。村庄1600人，仅剩400亩地。园区与村庄一街之隔，有化肥厂、造纸厂、皮革厂、医药厂、水泥厂、化工企业……行走其间，鼻子和喉咙会不停发出疑问：这是什么味？酸臭味、刺鼻的氨水味、臭鸡蛋味、说不清的直冲喉咙的味……棉丰村前一条小河漆黑如墨，南洪村穿村而过的小河呈黄绿色，泛出一股腐臭味。

与春风吹又生的蔬菜、麦田比，现代工业的外表就是冷漠、难以亲近的。如果再没有可以与当地联系的经济和情感纽带，它就越来越难以被乡村接受。2002年，这里曾经爆发过小规模的抗议。在镇海区的大事记上，因为两家化工企业的实验室有害气体排放，引发群众上街游行、到区政府上访、阻碍交通等一系列群体事件，镇海公安分局出动200余人到现场进行教育疏导、规劝，维护秩序。

土地所剩无几且失去价值，化工区的膨胀大势也无法阻挡，村民们希望尽快离开这里，2012年传出因炼化一体化项目扩建要搬迁部分村庄是一个机会。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扩建的工程用地已经通过填海涂的方式解决，但政府为了减轻污染，决定在原有防护林外，再加栽一道防护林，将位于新防护林与化工区之间的村庄搬出去。“这本来是还历史欠账，是政府的好意。”一位当地化工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多年来深陷化工区中心的棉丰村获得了搬迁机会，引起相邻的南洪村与湾塘村村民群起抗议，村民们说：“我们和棉丰村同属蛟川街道，为什么他们可以搬，我们就是原地保留村。政府做事不公平。”一位当地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后来答应了村民们的搬迁要求，但提出在新农村改造计划里，政府要修建16个农村集中居住区，届时将两个村庄搬迁。但村民们坚决反对，要求必须以“项目搬迁”的方式。

以什么方式离开，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问题。“我们去新农村改造的村子问过了，这种搬迁方式没什么花样可玩的。新农村改造是原来多少面积就给多少面积房子，但项目拆迁政府要给补偿，而且一套房子可以换两三套房子，建筑装潢的赔偿标准也不一样。”南洪村村民刘静乐对本刊记者说。他是刚从外地打工回家的年轻人。他说自己的母亲一直生病，药费一年已经花了3万多元。奶奶70多岁还查出乳腺癌，没有治，就待在家里。他回家前在深圳当电焊工，月工资3000多块钱，没有医保，也没有失业和养老保险。曾经参加了新农合，但缴费标准从一开始的一年200多元涨到600多元。他说自己已经32岁了，要存钱结婚，修房子，无暇为未来多做打算，交了两年就停掉了。第一次看到这个穿红毛衣牛仔裤、留板寸头的年轻人时，他跷着腿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椅子上，用家乡话大声喊叫着清查村集体账簿，脸带戾气。但此时说起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语调却尽是无奈。

失地危机、疾病危机、离乡危机，钱是目前唯一有机会争取的对抗这些危机的武器，也是村民们分割集体财产的方式。目前除了搬迁，村里的另一个公共话题就是村干部贪污集体财产。11月1日，本刊记者来到南洪村时，村民们正挤在村委会办公室里，吵闹着要查账。他们说，村庄第一次被征地时，政府给了8000元/人的补偿，让发展“三产”。还把邻近工业区的一部分地给村集体，作为种植花木的出租地，既可以作为工业区与村庄的绿化隔离带，又能让村子收点租金。但如今集体账上全是亏空，还欠了银行贷款。

村民们对家园失去信心，对集体财产也失去信任，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反不反PX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是要搬离这里，而且必须以项目搬迁的方式。如果是新农村改造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还是集体财产。如果以项目搬迁的方式，补偿的房子是有产权证的，那是私人财产。”为了表示离开的决心，他们甚至阻止政府的环保设计。新的防护林有一部分就在南洪村边，地已经开好了，但“我们不会让他们种的”。刘静乐说：“听说一体化扩建项目的污染不是很大，如果栽了防护林，政府就更有理由不让我们搬了。”

不想要化工业的城市

许雄龙告诉本刊记者，他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小时候生活在宁波的海曙区，工作成家以后住在江北区。他说自己的童年、中学、大学、工作都没有离开宁波传统的“老三区”。对自己的家乡，他有着一个富庶江南人天生的自豪感：“我们这里有农业、渔业、临港贸易。宁波有很多赚钱机会。只要不是太懒惰，都可以找到机会。”

在反PX事件以前，镇海区就像宁波市外的另一个世界，“是郊区外的郊区”。小时候只有骑自行车春游才偶尔会去到那边，已经算是一个难得的远足。在交通路网尚不发达的上世纪90年代，镇海的港口是通往舟山的必经之地，许雄龙偶尔乘船会经过那里。但随着公路建设，镇海距离宁波市区人民的生活似乎越来越遥远。化工业在那里突飞猛进的发展，城里人所知甚少。许雄龙记得的一个传闻是好几年前，那里的工厂好像发生事故，请了农民去清扫，当时工钱的市价是100元/天，但给了300元/天。许雄龙说，政府并没有对事故做详细通报，他听到的都是事后模糊不清的民间传闻，无法查证。大家也并没有太在意去一探究竟。

但随着化工园区的壮大，原本遥远的城市和村庄，开始有了相似的生活体验。许雄龙说他刚出门旅游一个月，同行的伙伴本来有鼻炎，但在离开宁波的一个月里，鼻炎不治自愈。村民们也对记者抱怨，慢性鼻炎、喉炎在乡村里很常见，365天每天喉咙都有口痰。癌症更是笼罩城市和乡村的化工阴影。在镇海疾控中心制作的图表上，2007～2009年，癌症死亡率呈直线上升。在南洪村和湾塘村，几乎每个村民都可以说出自己的邻居、亲戚、家人得了癌症的例子。“我们去上海华山医院，医生一听就说：怎么癌症病人又是你们镇海的？”一位湾塘村村干部告诉本刊记者，湾塘村5300多人，被查出癌症的就有100多人，还不包括已经死去的。

许雄龙对本刊记者回忆：“在我20多岁的时候，很少听见身边人得癌症。但就这两年，我有3个同学、同事的父亲得了肺癌，我的一个亲戚才25岁，得了淋巴癌。我的大学班长是急性白血病，还有一个同学得了肾癌。”他正在参与江北区一个白血病小朋友的救助，“不到7岁，比我女儿还小几个月”。

一位化工园区的官员说，从安全角度看，村民们对化工生产会致命的说法是无知的谣言，“在化工业内工作的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如果真的致命，他们会留在企业里吗？”但从环保角度，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写作《城市发展史》时，曾经描述过焦炭城对生活的影响：大多数工业城市的空气中，已发现有200多种致癌物质，这些物质无时无刻不在吸吮着人们的生命力，这些气体常常停滞不动，集中在一起，增加了气管炎和肺炎的发病率，甚至导致人的死亡。

当然，化工业对生活带来阴影，也带来光明。11月1日的宁波当地报纸上，有一则关于中国城市夜生活的图示：“有四个地方最亮：北京，山东，‘珠三角’，还有包括宁波在内的‘长三角’。”许雄龙说起这则新闻时不无自豪。以镇海炼化为依托的宁波石化产业园区是让这片区域保持明亮的重要因素。它供应了大部分“长三角”需要的石油、液化气、电力。明年宁波的出租车要全面更换液化气作为燃料，一方面减少运营成本，一方面减少排放尾气，从镇海炼化通往市区的输气管道已经铺好了。

但许雄龙和众多宁波市民一样，是城市发展的局外人。城市需要什么，城市发展要走什么样的路，政府帮他们做出了一切决定，不论好坏，没有解释。他们对家乡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所知甚少。2011年，当大连爆发PX抗议时，许雄龙上网去查了有关PX的资料，得知了更多让他震惊的信息。“宁波原来早在2003年就有一个65万吨的PX项目，2007年，位于化工区的LG甬兴化工厂发生过400吨丙烯腈泄漏，但我们都不知道。”

政府的隐瞒让市民们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许雄龙说：“我查资料也知道，在化学品中，PX的毒性并不算大。国外很多PX项目距离居民区很近。比如韩国釜山PX装置距市中心4公里；新加坡裕廊岛埃克森美孚炼厂PX装置距居民区0.9公里；日本横滨NPRC炼厂PX装置与居民区仅隔一条高速公路。但为什么在中国，即便把它放到100公里以外，都可能会污染呢？”

2012年10月27日下午，他从杭州回到宁波后，加入到了街头的人群中。他一直站在最前面，阻止后面的市民向警察扔矿泉水瓶，他还带了3双手套和塑料袋，和朋友一起捡现场的垃圾。“我们不要暴力，要理性表达意愿，宁波不需要化工业。”许雄龙说。这里资源丰富，当地人生活并不艰难。许雄龙现在自己做建筑工程，每年有一个月在外骑摩托车或者自驾车旅游，也是附近城市音乐节的常客。他热爱生活，喜欢自己的城市，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更干净安全的环境里长大。“我不是针对PX，PX只是可以集中力量赶走它（化工业）的部分。如果没有从厦门、大连而来的PX恐慌，我们没有意识，也没有勇气表达对化工业的抗议。我希望如果给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化工业会慢慢撤出去，至少不要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新建项目。宁波不应该是个化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