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冷静看待美国重返亚洲（2）

第二，地缘经济“引力”。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美国在欧洲能够“松口气”，而亚太地区由于人口数量、市场规模、经济实力、活力、发展潜力，让美国感觉到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美国的未来在亚太，亚太地区对于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性大大上升了。特别是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你追我赶、群芳斗艳、群体性崛起，除中国以外，韩国、印尼、越南、泰国等一批新兴国家发展势头都很好，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首脑峰会、东亚峰会、东盟“10+3”等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为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最富有活跃的市场注入新鲜强劲的活力。世界经济的“板块”加速向亚洲漂移，日益聚合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强有力的生机与活力，新的世界地缘经济中心正加速形成。正如胡锦涛主席指出，“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发展活力、潜力最大的地区”。[2]面对如此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区，美国当然不会坐失良机，决定未来政治方向的是亚洲，推动世界经济的引擎在亚洲，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美国经济复苏将取决于出口和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基础的能力。[3]美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开拓亚洲国家更为广阔的市场，拉动美国的出口，重塑在亚太地区经济贸易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贸易重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与亚洲的贸易额已经是与欧洲贸易额的两倍多，对美国这样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来说，“重返亚洲”是很自然的选择。

第三，国内政治“角力”。在小布什当政的八年当中，美国将政治军事资源大量投放在中东地区，而对于亚太地区，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是精力不济，鞭长莫及。美国围绕反恐这个中心，服务全球战略这个大局，亚太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这在精英层看来显然是犯了错误的。特别是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奥巴马政府因执政绩效不佳，国内经济衰退、复苏乏力、债台高筑，长期保持“无就业”的增长，失业率一直在9%的高位徘徊，《医疗保健法》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受到反对难以施行，社会不平等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社会抗议行动风起云涌，经济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国内外的挑战增多，连任压力重重，更加迫切地需要在外交上有所建树，以争取选民支持。奥巴马政府一方面顺应精英层的共识表示要修正这十年的错误，另一方面为了获得一份漂亮的外交政绩，无论是政策宣示还是行动措施上都改弦易张，高调重返亚洲。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反复声称“回来了”，主要不是说给中国人听，而是说给美国国内民众和亚太地区小伙伴们听的，一则能够通过纠正前任的错误来证明自己正确、能干；二则通过大张旗鼓地高喊“回来了”来稳住亚太盟友和伙伴不倒向中国一边，避免对美国的“离心倾向”。

第四，领导人“个人情结”。现代政治学中的人格理论认为，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受到幼年成长经历而形成的特质影响，美国政治学者詹姆士·巴伯（James David Barder）在《总统的性格》一书中就着重研究了总统孩提时期的特殊体现对总统个性的影响。众所周知，奥巴马出生于夏威夷，少年时期曾长期在印尼生活，本人有浓厚的亚太情结。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在2009年11月访日时发表的首次亚洲政策演讲中，更自称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他说：“我出生在夏威夷，年少时曾在印度尼西亚生活。我妹妹玛雅出生在雅加达，后来嫁给了一位加拿大华人。我的母亲在东南亚的村子里工作了近十年……因此，太平洋周边地区影响了我的世界观的形成。”“作为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我承诺，这个太平洋国家将加强和维护我们在这个世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的领导。”[4]另外一个外交最高决策者希拉里虽没有对亚洲抱有特别的感情，但一直怀有雄心抱负，希望能在外交上建功立业，在美国政坛中青史留名，亚太地区现在和未来的重要地位给了她实现抱负的机会，若能在亚太战略上有所成就的话，无疑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国务卿。此外，希拉里所信任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谙熟东亚事务，是希拉里的一员得力干将，为希拉里成就事业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五，区域国家“拉力”。中国已成为绝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国家经济的率先复苏、实现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巨大市场的需求拉动和中国经济对周边良性的外溢性效应。但是东盟国家普遍对中国这个亚洲经济“巨人”的快速崛起感到担忧和不适应，迫切需要有区域外大国的进入来平衡中国庞大力量，抗衡中国影响力，因此非常欢迎美国回来。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倡导提出构建东亚区域的经济与安全对话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当时排斥美国进入，美国是“回不来”。而今天中国周边多数国家企图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指望美国，都争相讨美国欢心，对美国发出“回来”的邀请，给美国重返亚太提供了便利。一个“有请”，一个“有意”，自然是一拍即合，美国的战略家们成功利用了亚洲国家的这种“两面下注”（Hedging）的骑墙心态，及时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毫无阻力地迈出回归的每一步。

美国高调“重返亚洲”，踌躇满志、信心很足，然而并非坦途大道，轻而易举

从以上可以看出，美国重返亚洲其实并非全部与中国有关，有些间接有关，有些则是没有关系，如内政和个人因素。美国如此高调重返亚洲，踌躇满志、信心很足，然而并非坦途大道，轻而易举。“重返亚洲”能否真正做到，还存在着诸多掣肘，内外牵制与不利态势一并发作，令奥巴马决策圈寝食难安，虽不能肯定地说是“昙花一现”，但前景实属难料。

第一个是政局变动。2012年总统大选将加剧两党恶斗，国内选战日益趋热，当局更多的是“内向”，在外部难有大动作。美国重返亚洲战略能不能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要看奥巴马2012年能不能成功连任。如果奥巴马连任不了，民主党政府就成了过眼云烟，外交团队必遭解散，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可能随着民主党的离去而陷入不确定性。而现在呼声很大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身边幕僚很多都是欧洲派，对亚洲重视程度显然不会超过欧洲，战略的重点还是要放在欧洲及其侧翼，“重返亚洲”战略调整的力度、进度也将打上折扣。即使奥巴马再次当选，希拉里作为国务卿的角色也可能会发生改变，这样，“背后推手”易人，政策重点和兴趣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所以，内政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较大牵制因素。

第二个是财政压力。当前，美国外有欧元区债务危机，内有困难重重的经济形势，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财政捉襟见肘。最新数据显示，2011财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近1.3万亿美元，仅次于2009财年的1.41万亿美元，居历史第二高位[5]；截至目前，美国国债规模高达15.23万亿美元，显示美国债务风险仍在扩大。经济衰退状况短期内很难得以好转，“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经济上的困难必然会制约行动上的自由。为了应付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大幅缩减预算的计划，其中包括在今后十年内削减超过45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6]手里没有钱，一向大方的美国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如2011年底希拉里的缅甸之行只留下了120万美元，而且指明只是作为“发展公民社会之用”，这与缅甸政府所期待改善民生的120亿美元大相径庭、相去甚远，令后者大失所望。又如2010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印尼，除了留下一段荣归故里的故事之外，没有留下什么经济实惠。相反，而在此前一天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刚刚到访印尼，两国签署了包括金融、能源、电力和农业等领域总额涉及66亿美元的多项双边经贸合作协议，送上一份沉甸甸的大礼包，印尼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所以，一个连自己都缺钱花的政府，很难会作出令人信服的承诺，美国一再向亚洲盟友承诺保证他们的安全，带来经济上发展的好处，恐怕只是一张张空头支票。

第三个是亚太地区国家与美国未来的矛盾。客观上，亚洲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东亚地区经济贸易机制多数是围绕着这个经济圈展开的。美国要“另起炉灶”，强推TPP，搞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亚太经济圈，很可能会落了个与斯大林“平行市场理论”[7]同样的结果，亚太地区国家与中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内在机理而天然形成的，撇开中国、排斥中国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东盟国家对华的态度一直很复杂，一方面，东盟国家对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强大的近邻日益担心，同时又有多个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争端。另一方面，东盟地区的经济发展根本离不开中国，他们非常渴望中国的投资，享受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东盟对美国的态度也很微妙，东盟国家拉美国进来，主要是想借美国之力来平衡中国对地区的巨大影响，但是，美国毕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亚洲当领袖就意味着东盟丧失主导亚洲多边合作机制的地位而成为美国的小跟班，这是不符合东盟国家的初衷的，因为它们真正想请的是一个“保安”（Bodyguard），而不是一位“老板”（Boss）。在以往的东亚多边机制和机构，东盟国家是真正的驾驶员，其他国家都是“客人”，但美国来了之后就要“反客为主”，因为美国这个“客人”个性比较强，习惯于“三人行，我必为师”，处处要当领导者。美国介入越深、主导越强势，与东盟发生摩擦的可能性越大，相对于美国的霸权，中国很仁慈、厚道，相信东盟不会在中美平衡中靠美国太近、离中国太远，因为一切都是以国家利益为衡量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