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保护:拯救侗族大歌

民族文化保护:拯救侗族大歌

多年以来,邓敏文所想的,莫过于让侗族大歌继续唱下去。

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已经花了10多年时间。他搜集整理侗族大歌,发表文章呼吁保护,带着侗族歌队四处演出,推动大歌进课堂,创办“侗人网”,甚至还帮助“侗族大歌”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然而成效不大。侗族大歌还是由侗族人几乎“人人会唱”,变成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唱,而且还大都只能唱一些简单的歌。

他并不气馁,仍然在奔走呼吁。

“有生之年,我会一直做下去。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侗族大歌衰落。”邓敏文说。他是侗族人,今年69岁,头发花白,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没有特质的民族还叫民族吗?

触发邓敏文开始保护侗族大歌的事情发生在2000年。那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录制《大歌声声》节目,其中就有侗族大歌。栏目组邀邓敏文做翻译。

节目记录了侗族歌师吴培三的故事。这名女歌师,曾与侗族的另6名女子,于1986年接受法国巴黎秋季艺术节的邀请,赴法演出过。

这场演出深受国际关注。有国外音乐家评价,侗族大歌是“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有媒体甚至称“精炼优雅的侗歌,可以和意大利歌剧媲美”。

但女歌师并没有受到重视。她回到侗寨后,仍然日复一日地忙于农活。又因其名声太大,年轻后生对她“望而止步”,她始终找不到对象。

节目录制完毕,邓敏文和同为侗人的妻子龙月江都陷入了沉思。在他们的观念中,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对于一个信奉“饭养身,歌养心”的民族,侗族大歌本该是这个民族的生命。

半信半疑之中,他们专门拨通家乡亲友的电话,询问吴培三的事。当得到证实后,夫妻二人相对而坐,默默无语。

其实,侗族大歌前景不妙,夫妻俩均有体会。不过,那时他们尚未在意。

1991年春节期间,邓敏文回老家考察侗族文化。一天晚上,附近侗寨的几名姑娘到竹坪村演唱侗族大歌。根据传统,竹坪村必须有男歌队出来与姑娘们对唱。可遗憾的是,几名姑娘从晚上10点多开始唱,一直唱到凌晨一点多,竹坪村始终没有小伙子出来与她们对阵。后来姑娘们觉着没劲,只得自唱自答。

邓敏文和村里一些老人,就坐在鼓楼下听着姑娘们唱歌。“老人们一边抽烟一边叹气,直说‘丢脸’。”邓敏文回忆道。

为此,这名研究员还专门写了一篇小文章,提出要警惕侗族大歌中的“阴盛阳衰”现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龙月江帮人筹办一个侗族风味的饭店,负责招工等事务。她回到贵州老家,走了数个乡镇后,才招到8个人。她的要求很简单,会唱侗歌、中学毕业的年轻小伙和姑娘。而她招到的8人,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有的连字都不会写。

这件事邓敏文非常清楚,还曾为此难过了一阵。

直到听说了吴培三的命运,他深受刺激,“太悲惨,任何一个侗族人看了都不会好受。”

随后的几天,邓敏文晚上都在伏案写东西。不久后,他发出《救救大歌》的呼吁信。

在信中,这名侗族人写道:“我们的侗族大歌值不值钱?值多少钱?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回答,才能争取,上帝是不会把钞票送到侗乡来的。只要努力争取,总有一天,我们的吴培三们也会……变成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双重富翁。在此之前,我只能大声呼喊:救救大歌!”

《救救大歌》的呼吁信发出后,夫妻二人又回到侗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据他们的调查,290万侗族人中,生活在大歌流行区域的不过10万人。

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的岩洞村和竹坪村是侗族大歌的流行区域之一。在这两个地方,会唱3首侗族大歌以上的中老年人(30岁以上),只占这个年龄段总人口的50%左右;会唱3首侗歌以上的青年人(16-30岁),占这个年龄段总人口的比例更低,只有20%左右。

这些会唱侗歌的人,绝大多数,只会唱近年来极力推广的、短小的“流行大歌”。比如《蝉之歌》、《知了歌》、《大山真美》等。而这些歌只是“侗族大歌的皮毛”。

更深、更长的经典侗族大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唱了。夫妻二人曾寻访各个侗寨的民间歌师,只有一些七八十岁的歌师,还能唱出诸如《白雕》、《情人》等长篇叙事歌的一些片段。而像侗戏等文艺形式,会者更是寥寥无几。

“侗族大歌是侗族的特质,没有特质的民族还叫民族吗?”邓敏文双手扶着沙发,把身体坐直,收起了他惯有的笑容。

侗族大歌是侗人生活的一部分

侗族大歌是一种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多人合唱形式,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合声。这是侗寨的三宝之一,其余二宝是鼓楼和风雨桥。

侗族传统中,大歌本在青年人中尤其流行,是求偶的必要手段。很多侗族青年,都是通过此种形式,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吴帮中就是通过唱歌找到自己妻子的。他的母亲是岩洞镇宰拱村的一名歌师,他的妻子是母亲的学生。

他看上了这个姑娘,经常在晚饭后,邀请村里的同龄人,到姑娘门前唱歌。这姑娘也邀请自己的姐妹,和他们一起对唱。

他还清楚地记得他对妻子唱的第一支歌:

“出来出,出来跟妹借书读;借书读过年十五,借船渡过洞庭湖;洞庭湖,洞庭湖内栽稻谷;你我同栽要同打,同栽同打心才服。”

姑娘起初并不同意。他不甘心,连续3个月,邀伙伴到她门口唱歌。终于有一天,他用侗语唱道,如果你喜欢我,咱俩就私奔,等到大人发现了,他们也没办法了。姑娘也用歌告诉他,等着他的家人来提亲。

在吴帮中的记忆中,几乎每个侗寨都有歌队。春节后几天,各个侗寨的歌队,往往会向邻村的歌队发出邀约。

吴帮中是村里的“好嗓子”,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10年间,他经常组织歌队和别的歌队比赛。

通常,进村要唱“拦路歌”,一问一答。这一环节要持续两三个小时。如果能顺利过关,他们将在对方村里吃到7餐饭,并和村里的歌队对唱。如果不能过关,他们就只能“转战”别的村庄。这一挑战活动,通常会持续7至9天。

抹不开面子的事情,也能用唱歌表达。

龙月江听母亲讲过一个故事。一家的女儿,本来已与表哥定了娃娃亲。女儿长大后,通过对歌,又有了心上人。结婚那天,表哥的父亲也赶来吃喜酒。吃席当中,他就唱起来,质问为什么女子不嫁给自己的儿子。

女子的母亲也顺口就唱。大意是,葫芦还没长成的时候,我就把葫芦装满水按到水里,藏到自己的水塘中。哪曾想,葫芦自己跑到别人家的水塘浮起来了。葫芦指自己的女儿。

听到女子母亲这么唱,表哥的父亲也无可奈何,并唱了一段祝福的歌。

“侗族大歌是侗人生活的一部分。”龙月江乐呵呵地说。

看到老伴乐呵着,邓敏文便鼓励她唱一段。龙月江也不推辞,张口便唱:“妹来联,妹来高坡开丘田。妹来高坡开条路,开条大路进梯田。哥来联,哥来联妹共开田。高坡开田要有水,开沟放水进妹田。”

妻子一唱完,丈夫哈哈大笑。龙月江并没专门学过歌。这首歌,是她14岁那年回家,听表姐和情人对歌时学到的。

唱歌自然有歌师。侗族的歌师,在过去有很高的地位。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部门的一名老干部杨国仁回忆说,黎平的一些老歌师,农闲季节,就开始到各个侗寨教歌,以此谋生。著名的歌师,在一个侗寨,一待就是很长时间。歌师临走的时候,侗寨的男子,一人要给他一把米,女子每人给他一把棉花,“通常得几个小伙子挑回去”。

1958年,黎平县响应为建国10周年献礼的号召,组织了一个侗族民间合唱团,杨国仁为副团长。合唱团曾到几个侗寨试唱,每到一地,“杀猪宰羊”款待歌手。弄得杨国仁最后都不敢去试演,担心社员因为款待他们而饿肚子。

如今,这些景象,都被搁置在记忆中。邓敏文夫妇近年经常回到侗寨。有时,碰到活动,或者接待来客,侗寨的人会穿上他们的传统服饰,为这些人唱歌。风雨桥上,来客也能吃到一顿美味的“长桌饭”。吃饭期间,姑娘小伙端着牛角杯,唱着歌为每一位来客敬酒。

不过在邓敏文看来,这只不过是“表演”,完全没有侗族大歌的情味。

侗族人视为生命的大歌,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陌生?

邓敏文的考察越深入,他越发现,历史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

他出生在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竹坪村,听着侗族大歌长大。他小的时候,几乎每个寨子都有歌队。他经常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跑,多少领略过歌队的壮观。

小时候的他并不想学侗歌,因为学唱侗歌“太苦”,受不了那个罪。所以,他一门心思读书,一心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20岁那年,当他考取中央民族学院(现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侗族语言和文学专业,并用9天时间辗转到北京上大学后,他还为自己的努力而骄傲。此后,这名侗族大学生逐渐远离大歌。大学毕业后,他辗转于部队、厂矿之间,更是一度忘却侗族大歌。

当邓敏文中年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时,甚至在他后来主持的一项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时,他也只是把侗族大歌当做一个对象来研究。

吴培三的故事触发了他开始保护侗族大歌后,这名研究员才真正体会到侗族大歌对于侗族人的意义。

“侗族人视为生命的大歌,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陌生?”他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他找到了一些答案。出外打工是冲击侗族大歌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侗寨也出现打工潮。就连吴帮中,这个经常组织歌队与别的村寨歌队比赛的歌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也到了广东打工。此后,他就很少回家唱侗歌了。

吴帮中自出外打工后,曾回黎平招过两次工,每次都会带走100多人,全是和他年纪相仿的。当时,他刚刚30岁出头。他的村里,现在剩下的壮劳力“不到三分之一”。

有报道称,黎平县外出务工人员,占到农业人口的18%。黎平县侗寨的歌队,也随着他们的出走,变得七零八落。

而歌队对于传承侗族大歌,意义不言而喻。侗族直到1958年,才有自己的文字。侗族大歌没有简谱,最早的传播,靠的是口耳相传。

“太难学了。”吴帮中的女儿吴金燕说。她今年27岁,是当地的知名歌手,多次获奖,曾赴多个国家演出过。

小时候,她跟着奶奶学侗歌。她喜欢唱歌,经常给奶奶捶背,博得奶奶高兴,好多教她几首歌。但后来她真正拜师学艺时,烦恼就来了。

侗族的歌师,大都白天在外干活,晚饭后才教人唱歌。吴金燕便同一些伙伴到歌师家,一唱就到凌晨一两点。她还记得,有一首侗歌,她用了几个星期,才完全背下来。

目前,吴金燕掌握40多首侗歌,大都不长。就这些歌,已足以让她成名。

尽管吴金燕的名声很足,但对于改善她的生活并无多大帮助。在邓敏文夫妇的联系下,吴金燕还曾到北京打工一段时间。这期间,她一边打工,一边组织族人排练,到酒吧等处唱歌赚钱。邓敏文夫妇以及北京的侗人,都积极为吴金燕等歌手联系小舞台演出,可收效不大。她没赚到钱,只好回到黎平的乡下老家。

为保护侗族大歌,邓敏文等人还推动了大歌进课堂活动,即在学生的音乐课上,安排侗族歌师,教学生们唱侗歌。然而有学生家长直白地告诉邓敏文:“我的孩子上学是要考大学的,不是来学唱歌的。”

一名歌师也曾对邓敏文说,学好侗歌,不如念好书,“还可以考公务员。”

对于侗族大歌受到的冲击,邓敏文还能列举出一堆原因。比如通讯技术发达,打破了以往单一的交往方式;比如文化多元化,族人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等等。

上世纪80年代初,邓敏文曾到黎平搜集《珠郎娘美》这部长篇叙事侗戏。当时,只有几名歌师能完整地唱出来。歌师一边唱,他一边用录音机录。每天录七八个小时,整整一周,这部长篇侗戏才录制完毕。

这部戏,他已经用侗、汉两种文字整理出来,全书52万字,厚厚的一大本。“现在估计没人会唱了。”邓敏文哀叹道。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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