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保护：拯救侗族大歌（2）

“我是侗族人，我得为侗族做点事”

从发出《救救大歌》的呼吁信后，邓敏文夫妇就没有停止过脚步。这12年间，二人最大的想法，就是让侗族人学侗族大歌，再帮着侗族大歌走出去。

“不走出去，侗族大歌就没希望。”邓敏文在家中踱着步，大声地说。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龙月江就打过这样的算盘。不过，那时的想法，就是想帮着族人多赚点钱。

当时，龙月江的一个朋友，想开一个民族风味的饭店。她便鼓动朋友，最好开一个侗族风味的饭店，并表示可负责筹备。朋友在她一番游说下，便采纳了她的主意。

第一次招工后，龙月江便把族人在北京的生活录了像。后来她再去招工，就放片子给大家看。

她还记得，一天晚上，在一个侗寨放完片子准备要走时，几名老太太拦住她，说她们没看上，希望次日再来放一遍。她欣然答应。

一个侗族妇女看了片子以后，当即把自己的女儿交给龙月江，希望她能带走女儿。

当时，她经常能听到父母对孩子说：“好好唱歌，以后到北京赚钱。”

事实上也是如此，第一批跟着龙月江到北京的族人，每个月能拿到300元。即便现在，如果在家侍弄土地，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四五百元。

2000年以后，邓敏文夫妇的“帮扶策略”有了很大转变。他们仍在积极给族人联系工作、联系演出，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对族人的教育上。

“侗歌进课堂”就是邓敏文夫妇以及一些热心侗族大歌保护人士共同推动的。起先，这种方式遭到族人质疑，甚至连老师也不理解。邓敏文等人并不放弃，他们游说教育部门给学侗歌的学生一些优惠待遇。比如招考中，可享受艺术类招考条件，可适当加分等。

“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鼓励了部分孩子学好侗歌。”黎平县政协常委吴定国说。他也是“侗歌进课堂”的积极推动者。

2002年，邓敏文听说一个搞文化旅游的美籍华裔学者到中国考察，他就让懂英语的大儿子，到这位学者所到之地商谈，极力游说对方到他的家乡侗寨看看。学者真被邓敏文的儿子说动，随后启程到黎平考察。

邓敏文夫妇立即赶到黎平等待。那时，龙月江的腿脚有点问题，她就拄着拐杖前往。后来，这名华裔学者持续不断为黎平提供帮助，直至近年去世。

在这位学者的帮助下，邓敏文到黎平县岩洞镇中学创办了“侗族大歌人才培训基地”。吴金燕就是首批学生之一。

次年，邓敏文夫妇千方百计筹到20万元，到岩洞村投资建设了一个侗族文化博物馆。这是一栋两层的吊脚楼，建筑面积580多平方米。第一层收藏侗族的文物，比如纺纱织布机、捕鱼工具、乐器等；二层则收藏了侗族书籍上千册。

也是这一年，邓敏文的二儿子在父亲的鼓动下，辞掉北京工作到岩洞村驻扎。稍后，他的妻子也跟了过去。“我是侗族人，我得为侗族做点事。”邓家老二说。

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人都能看到，老邓夫妻和小邓夫妻在寨子里忙碌着。老邓教人侗语，偶尔也教侗歌，龙月江教人编草鞋，年轻人则教人学电脑。

邓敏文甚至还搜集侗乡传统的糯稻种植技术。试验成功后，再把稻米高价卖到国外。族人纷纷来向他学技术，他毫无保留地奉送。

为推动侗族大歌的发展，邓敏文和朋友们积极参与当地政府的文化事务，为侗族大歌“申遗”。2006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侗族大歌位列其中；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时间长了，大家都叫他“邓嘎老”。大歌，在侗语里的发音就是“嘎老”——“嘎”是歌的意思，“老”是火，引申为宏大、古老之意。

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就应该继续弘扬其文化

按照邓敏文及其他历史学家的考证，侗族是一个迁徙民族，为躲避战乱而搬到偏僻的地方。目前，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湖北恩施也有部分侗族。这些地方，全是交通不便的山区。

久而久之，侗族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比如服饰、语言以及侗族大歌等。

小时候，邓敏文也穿戴自己民族的服饰。自他到北京上学后，就很少再穿。现在的邓敏文夫妇，已经和汉族人没什么区别，说着流利的普通话，穿着和大家一样的衣服。他的子孙，甚至连侗语也不会说。

即使在贵州的侗寨，如果那里的人不是刻意穿戴上自己民族的服饰，光从表面看，也很难分辨其民族。

“侗族已经由一个封闭民族，变成一个开放民族。”邓敏文说，“不管未来什么样，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就应该继续弘扬其文化。”

在他看来，侗族大歌早期所具有的传递信息、启蒙教育等功能，已经丧失。古代，各个侗寨都有防御设施，有陌生人进侗寨，必须用侗歌对答。一旦陌生人唱不了侗歌，就不可能进入侗寨。

1958年之前，侗族没有文字，文化的传承几乎全采用容易记忆的歌唱形式。侗族人留下丰富的资料，有创世纪史诗、英雄史诗等。《开天辟地》、《洪水滔天》、《兄弟开亲》等创世纪史诗，以及《祖源歌》、《侗族祖先迁徙歌》、《美道君郎》等英雄史诗都是其中的名篇。据侗族歌师讲，有的史诗，能唱7天7夜。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侗族有了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不需口耳相传，再加上打工潮等冲击，大歌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早在2000年写《救救大歌》时，邓敏文就有过框架性设想：“精神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与物质文化相结合。”

在这封呼吁信中，他提到“东巴艺人”。东巴文化是云南丽江纳西文化的一个分支。邓敏文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编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史时，对其有过深入研究。后来东巴文化扬名海外时，他又细致了解过其发展轨迹。

“在保持原生态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方式。”邓敏文认为。

前几年，邓敏文夫妇组织歌队到日本演出。他们从北一直走到南，“每一处都留下深刻印象”。

在一个观光旅游的小岛上，他们发现，当地的围墙都是用鹅卵石建起来的。随行的日本人告诉他们，这个岛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岛上有饭店，也有住宿的地方，但不允许出现破坏风格的建筑。居民也可将自己的房间出租给游客。

无论东巴文化还是日本的那个小岛的保护与开发，都对邓敏文触动很大。据此，他和几个朋友给政府写了方案。他们的设想是，以侗寨为基础，以侗歌为补充，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开发，在保护和开发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今年夏天，腾讯公益基金会在黎平组织了一场“筑梦新乡村论坛”。论坛上，邓敏文又提出明确的观点：侗族大歌要朝产业化、市场化的方向走，要走出乡村，走进大城市，还要加强创新。

事实上，侗族大歌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为一种表演艺术。1953年，侗族歌队到北京演出，曾获得“幕落音犹在，回味有余音”的评价。1958年，黎平县又组织侗族民间合唱团，并尝试了男女混声唱法。而在传统的侗族大歌中，男女一定是分开唱的。

为适应表演，近年来，当地歌师根据民间素材，编写了《太阳从东方升起》等新歌，歌里既讲到了侗族的历史，又加入现代的背景，如每家每户起了新房子。同时，他们还尝试了各种新的唱法。

邓敏文还将一些传统的侗族大歌翻译成汉语和英语，在侗寨的歌队中试唱。不过，这种种举措，他更多地视为尝试，因为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下去，侗族大歌可能就会“变味”。

这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一直在为侗族大歌忙活着。2000年9月，邓敏文就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创建了“侗人网”，还亲自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版主。他还编写了数十期电子版的《侗人快讯》。

一有空闲，他就会坐在电脑前，认真地回复网站上的每一条留言。他还计划着，创建一个“空中侗族大歌团”，借助网络传唱大歌，不必像现在唱大歌一样，需要多人聚在一起。

目前，他在侗人网上的在线时间超过9000小时。算下来，已有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