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局变迁：企业的“公共秘书”

科技局的变迁，背后是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变化。

科技局的忙碌，则是因为市场力量尚薄弱。只有当包括实验室、生产线与金融市场在内的现代市场经济能自如运转，目前为三方提供连接的科技局，才能悠闲下来。

从配角到主角

“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这是严济荣的常态。

严是东莞市科技局副局长。2012年11月8日上午，在与南方周末记者交谈的一个小时里，两家申报市创新科研团队的当地公司找他。这两个项目，从写申报书再到答辩、做PPT，严的辅导可谓是细入骨髓，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管。

严济荣还兼任东莞市资本上市办副主任，因为辅导多家企业上市，他在当地被誉为“企业教父”，找他辅导上市的人排成了队，也挤满了他的每一天。

在科技局，如此忙碌的不只是严济荣。

当天下午，发展规划科科长李耀球的办公系统里，闪动着三个需要紧急处理的会议批件。现如今，在东莞凡是涉及经济的会议都会叫上科技局的人。

繁忙是科技局的共同场景。因为全局39人根本忙不过来，不得不从其他单位借调了15个人。

严济荣在东莞科技局已经工作了17年。他依稀记得，1995年他刚来时，只有四个科室——办公室、科技计划科、科技管理科、专利管理办公室。当时政府支持的经费叫做科技三项经费，主要面向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基础性实验，金额不过百万元。

当时，科技局除了制定每年的工作计划和发放科研经费，还有两项工作，即培训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电脑和互联网，宣传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1997年，东莞科技局第一次组织产学研考察团，但企业的报名数却是零。无奈之下，科技局找来七八个公务员充数。

“在十一五之前，科技是配角，这些年渐渐变成主角。”严济荣说。变化从2006年开始。“十一五”政府提出了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口号。

从这一年开始，东莞设立科技东莞工程专项资金，市财政每年投入不少于10亿元。而在此之前，东莞每年的科技经费不过三四千万元。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番，成了20亿，科技局也从清水衙门变成了手握重金之地。

“我们要把钱花在不同的节点上。”东莞科技局副局长沈海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仅要把钱花出去，还要花在刀刃上：“从一个设想开始，进行研发，一直到产业化，最后走向市场，中间很多环节都需要政府支持。”

科技局因此设计了13个大项、31个小项的资助项目，一年受理的资助申请就有五千多件，还要负责项目的评审、检查、监督和验收。机构设置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四个科室增加到十个。

而科技局，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许多招商引资现场，科技局都会以顾问的身份出现。“以前我们是配合发改委、经信委、外经贸局做些项目评估类的辅助性工作。现在，他们拿到企业的资料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市领导去考察大的项目，肯定有我们的份。”李耀球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和自豪。

到了2011年，东莞确定电动汽车、半导体照明（LED）、高端新型电子信息、太阳能光伏作为四大新兴产业。科技局由此史无前例地与经信委和发改委两位老大哥平起平坐，分管其中一大产业——LED。

青苹果、红苹果与苹果树

身处中国最有名的制造重镇，东莞科技局这些年最为忙碌的一件事情就是为技术和企业“搭桥”。

第一次做“红娘”的故事，至今仍被他们津津乐道。

2000年，一家名叫志成冠军的企业主动找到东莞科技局。这家一直以来为香港公司代工生产小功率电源的企业，试图通过开发大功率不间断电源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他们重金挖来几名工程师，却始终无法攻克核心技术。

东莞科技局多方打听，得知华中科技大学有这方面的技术优势。那年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他们就带着志成冠军来到了华中科大。

这项技术，华中科大一位年过七旬的老教授已经研究了三十年，苦于找不到企业实施，研究成果束之高阁。

双方一拍即合。企业先派人到武汉学技术，到了调试生产阶段，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们坐镇企业。经过半年，大功率不间断电源实现了产业化。直至目前，它依然是志成冠军的拳头产品之一。

2010年10月，为了减低成本，志成冠军把大功率不间断电源的生产线迁往内地，但腾出了“笼”却没“鸟”可换。他们再次瞄上华中科大，看中了实验室里两台LED芯片自动测试与分选设备的样机。华中科大出技术，志成冠军出资金，一家新的公司就此成立，志成又做起了LED。

“东莞是从农业县发展起来的地级市，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更没有工业研究所。”东莞科技局分管产学研的副局长吴贻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东莞总体来说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很难养一批人专门从事研发工作。即使自建科研团队，研发的速度要远远落后于知识更新的速度。”

走产学研和对外科技合作之路，是东莞企业最经济的选择。而科技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后十多年里，经科技局牵线走上产学研合作之路的企业不下千家。

东莞市天域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便是这样从一家房地产企业变成高科技企业。2008年，这家当地民营房地产企业瞄准了东莞市战略新兴产业——LED。但变身并非易事，因为缺乏技术人才，他们连从日本买回来的生产设备都无法组装。

不过，与中科院半导体所“联姻”，帮助解决了这些技术问题。2011年，团队被评为广东省创新科研团队，天域科技因此获得广东省3000万元立项资助和东莞市1500万元的配套资助。

科研院所与企业点对点的合作，能让实验室里的青苹果变成可实现产业价值的红苹果。但对于东莞科技局来说，他们更希望这些科研院所能够在东莞栽出一棵棵苹果树。

这就好比1970年代的台湾工研院，他们进行技术研发，将成果转移给企业，最终造就了台湾半导体产业。

东莞正在努力复制这一模式。2008年，东莞拿出1.2个亿，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落户东莞。

这背后，是东莞科技局副局长住在武汉亲自跟教授们一起写建院方案。从土地的招拍挂到建楼装修，再到购买实验设备，都由科技局一站式搞定。不到一年，华中科大的二十余名专家“拎包入住”。之后，科技局便领着华中科大的专家一个镇一个镇地推介。

如今，在东莞，这类公共科技创新平台已有11个。电子科技大学东莞电研院为莞企“换芯”“换线”，华科大工程院则在毛纺重镇大朗掀起了数控毛纺机代替手工劳动的风潮。

企业的“公共秘书”

有趣的是，与东莞科技局不同，深圳选择了把与企业直接相联系的工作都交给科技创新委下属其他单位——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如此解释：科技创新委应该减少行政手段对企业和科研机构不必要的干扰，把重心转移到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服务。

从深圳这个城市诞生开始，就是全国最有名的创新胜地，而高新技术产业则被其作为第一支柱。但是，直到2012年2月，科技“管家”才真正诞生：科技创新委以独立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政府机构的名册中，并罕见地冠以“创新”之名。

此前，是长达两年的尴尬。

2009年，深圳启动大部制改革，科技和信息局与贸工局、高新办、保税区管理局等6个政府部门，合并成科工贸信委——这个名字长得让一位官员在一次重要活动上几次说错。

成立这个深圳“最大的衙门”，初衷是统筹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各项资源。但却事与愿违，因为职能分散在二十多个下属处室，科技部下发的政策和文件甚至不知道要交给谁。

科技和信息局发放科技经费的职能，也从政府剥离出来交给市科协。但在申报国家科技创新奖时，却出现尴尬一幕：因为科协并非政府部门，申报材料上级没法接。

有人猜测，2010年，深圳在科技部公布的20个国家创新城市试点中意外落选，与没有独立的科技部门不无关系。

现在，新的科技创新委不仅独立，而且手握“园区实体”这个有力工具。

“如果科技部门单纯地给科技事业和科技产业做规划，其职能实际上是被架空了。”深圳市科技创新委主任陆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原来与之平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被招至麾下。“现在，高新区内的企业是科创委进行产业引导的载体，高新区管委会是科技创新委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的抓手。”

成立于1997年的高新区服务中心，成了科创委的直属事业单位，也是观察深圳科创委运转模式的窗口。

目前，这个中心有“一个窗口，八大平台”为主的园区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国际科技商务平台、创业投资广场、社会事务平台、文化建设平台、创新总裁俱乐部、创业服务平台、国际技术转移服务平台以及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技服务链条”。

在深圳，高新区的各种活动出了名地多。比如每周四下午，深圳高新区创业投资广场都会主办项目推介会——一间屋子，一些椅子，自己带瓶水，风投与企业们能聊上一下午。通常每次会有两三家企业项目进行推介，而此前主办方已向与他们建立联系的一百多家风投进行过短信通知，有兴趣的自然会来“淘金”。

“风投和企业很多时候会相互怀疑对方的实力，创投广场就是帮双方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关系。”创投广场陈姓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帮助资本与企业互相找到彼此，是这些平台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而高新区旗下的国家科技商务平台，则更是被寄托了国际交流的希望。目前，国家科技商务平台已经入驻了33个国家和地区46家境外机构，中国欧盟商会、华南美国商会等纷纷在这里“安家”。

入驻平台的匈牙利创新与技术中心，曾促成华为在匈牙利兴建欧洲物流集散中心和生产基地；法国维埃纳省驻平台机构也帮助中兴通讯投资90亿元人民币在法国建立研发中心。

据国际科技商务平台的部长康少臣介绍，“引进来”的同时，他们也“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

2008年以后，这个平台通过入驻机构，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立“深圳高科技企业投资研发平台”或“企业孵化器”，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设立“深圳新技术新产品转移中心”。

除了如此之多的平台，深圳科创委还掌管着虚拟大学园、深圳软件园、IC产业化基地、技术转移促进中心等。这些事业单位，也同样大都是服务部门——在深圳科技部门，他们都笑称自己是企业的“公共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