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观要从重建中国文化开始（2）

当下中国之新政治观须立足于三项基本原则——仁本之政治价值观、共和之治理观、天下主义之世界秩序观。基于中国文明之政治经验，本乎普适的优良治理之道，可初步确定，当下中国之新政治观须立足于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仁本之政治价值观。政治需要价值：政治价值可以指引权力，让权力不至于堕落为个人或者集团追求或维持利益的工具，而保持公共性，即致力于国民之尊严、幸福与国家之文明、强大。政治价值约束政治活动主体，让他们具有政治伦理底线。

当下中国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个别官员缺乏政治和行政伦理。于是，这些官员们很容易成为物质拜物教信徒。这样的官员会以一种末世心态疯狂贪腐。这样的官员也会丢弃政治责任，比如家属全部移民。这样的官员会形成错误的政绩观和官民观，为自己的政绩牺牲民众的利益甚至生命。

在当下中国，官民之间、体制内外之间存在严重隔阂;即便民间社会中不同观念、政治派系之间，也存在严重隔阂，因而发生大学教授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打人的丑剧。出现这种隔阂、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缺乏价值共识。于是，政治上的立场被尖锐化，而没有任何缓冲机制。

必须重建政治价值。这个价值可用“仁”字为本构建现代制度支撑之“仁政”。自孔子以来，中国人之政治理想就是仁政。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再完整的礼乐也不可能带来优良秩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然而，何谓仁政?今人多有误解。

正确理解仁政的关键在于明白“仁”的含义。孔子对仁有很多论述，最为经典者见《中庸》：“仁者，人也。”仁乃是人与人之间相处之最基础原则，它涵容人的尊严、自由与平等。

中国之理想政治就是仁本的政治，这也是中国可能的政治。仁之精神应当灌注于每个权力部门、每个政治活动的参与主体，从政治家到官员到普通民众;仁之原则应当支配宪法及所有法律，应当支配政治之全过程。

仁本可重塑国家精神。当今中国物质主义盛行，在政府表现为增长主义，在民众表现为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把人当成物，否认心灵，所以中国人虽然富裕，却并未得到幸福;物质主义否认文化，所以中国虽然强盛，在国际上却未得到足够尊重。物质主义指引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仁本则是反物质主义的，它以人为本，且承认人是一切事务的主体，也是其唯一目的。

仁本可树立健全的政治伦理。当今中国需要政治家。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智、仁、勇三德，而仁为大本大源。仁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人溺己溺之情，不忍看到民众遭受痛苦，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具有仁心的政治家也会采取种种措施为民谋利，为此，他们必具有“从众”的政治智慧。这样的人物有价值、有理想，因而也能沉着、坚韧而勇敢地为理想而努力。这就是见“义”而为之“勇”。今日中国正需要这样的政治家。

仁本可树立健全的行政伦理。仁要求人们相互尊重：民众固然需要尊重官员，官员更需要尊重民众。民众与官员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仅分工有所不同而已。

仁本可重建政治上的价值共识。仁内含着包容、宽容，仁可为中国政治注入包容、宽容之精神。仁本可为政治过程提供一个价值共识，这样的共识可柔化政治上可能的对立与冲突。政治主体如果普遍地以仁为本，就会尊重其他人，包括那些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甚至立场对立的人，节制自己的情感，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

第二，共和之治理观。仁本的政治价值观塑造“仁政”。仁政就是把人当成目的的政治，就是自由人的平等的政治，它所塑造的人际“和而不同”的状态，是共同体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

仁政是一种公共性政治。仁政以民众幸福和国家繁荣为目的，仁政是公共的，不允许任何人为了私人利益占有和使用公共权力。因此，仁政之唯一正当的实现形态就是共和。共和之文化基础是人各治其身，此即《大学》“八目”所说的“修身”。人皆有仁，然而可能被物欲遮蔽，而视他人为物，相互伤害。仁内在地要求“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就是克己，节制自己的欲望，养成“敬”的精神状态。这是社会秩序之基础。

当下推进新政治，最合适的入手点就是推进自治。从政体角度看，需要推进基层自治。与此同时，需要积极地推进开放社会各个领域的公民自治，扎稳优良治理之基础。当然，共和也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这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现代政治制度之要件：法治，也即客观的公正的规则之治;同一个政府内部诸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自治性组织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合理分配;以及民主决策程序。这些是现代社会治理之基本要件。过去十几年间，所有这些领域都已迈开变革的步伐，但尚处于变革的中间状态。现在所需要的是积极而审慎地推进。

第三，天下主义之世界秩序观。风水轮流转。过去五百年间，现代世界的领导权经历过非常明显的转移。今天，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已经开始。对中国，这意味着荣耀，更意味着责任。因此，新政治观必须具有世界视野、人类关怀。这个时候，中国人必须回到数千年间中国圣贤构造人间合理秩序之天下主义。

平心而论，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有高速增长，因而，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大幅度提高，至少已处于坐二望一的位置。这种物质性力量，外部世界最容易感知到，故有“中国威胁论”之流行，有“中美国”概念之生成。但是，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处理与其他大国之关系的时候，却没有发挥出世界领导责任。

这些年来，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发挥作用，似乎较多地依托经济力量之运用，而在价值问题上采取守势。道理很简单：在文明遭遇严重断裂之后，当下中国没有自己的令人信服的价值。没有价值支持，单纯靠经济力量的运用，很容易引发当事国和第三方的疑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国际诸多重大问题只好采取回避策略，但回避本身又会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猜测。

另一方面，因为缺乏文化支撑，中国迄今无法拿出一个具有感召力的世界想象。任何一个大国，欲承担领导世界之责任，均需一套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想象，借以凝聚全球共识，推动世界秩序之改进。中国已被赋予了领导世界之责任，却不能出示这样的想象。其结果，世界秩序处于毫无目标的飘荡中，中国自身在全球公共事务决策机制中的权力也无法有效使用，利益没有充分保障。

哪怕只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国际权利和利益，中国也必须承担起领导世界的责任。当下中国必须具有世界政治责任意识。为此，中国必须拿出一个具有道德感召力的世界想象。而这个世界秩序想象只能是天下，中国未来领导世界的原则只能是天下主义。

天下主义之核心就在于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修其“文德”。此处之文德不是简单的道德，而是包括道德在内的整体文明，如价值、生活方式、政体安排等等。大国就是靠文明对其他国家产生感召力，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而享有领导之权威的。于是，中国能否充实自身的文明，更为具体地说，恢复和重建中国文明，就成为中国能否承担自己的世界领导责任之关键。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才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精英群体尤其是政治家必须学习如何运用文化，为此，他们必须认同中国文化，并致力于重建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