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导人着装风格看中国外交政策变化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1月13日文章，原题：中国政客的着装时尚。

现在，中国正在面临十年一度的领导人换届，着装的选择标准或许比平常更严格了。必须彰显沉稳和统一的特征，稳定——即使是服装上的稳定——是至高无上的。

过去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数百万农民跻身中产阶级，到普拉达、爱马仕和古驰等精品店挤满了北京和上海的购物中心，但是中国顶层领导人的服装风格没有任何变化。海军单排双纽扣上衣、半开领白色衬衫和颜色黯淡的温莎结领带，依然是规定装束。几乎毫无例外，领导人都喜欢炫耀被染成墨黑色的头发，就像四四方方的西服隐藏了体型一样来掩饰自己的年龄。在领导层换届之际，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地表现出团结、持续和稳定，让任何奇装异服没有容身之地。

如果非要说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些领导人越来越缺少品味了。因为有一样东西不见了，那就是曾经让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伦敦的肖尔迪奇和北京的789潮人们对中国大佬纷纷侧目的东西：能让人们联想到亨利•基辛格的那种巨大、方框的眼镜，这东西可是潮人圈里的社交必备服饰。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吴邦国，就是这东西的大力推行者。他在本周将退居二线，连同大框眼镜一起带走。在他之前，前总理李鹏也戴着一模一样的眼镜，这与他刷子般浓密的眉毛形成绝妙的搭配。最令人难忘的是性格友善、总会给人带来欢乐的前主席江泽民的巨大无比、玳瑁色眼镜。中国人把这种大框眼镜视为老气横秋的代名词，或者顶多算是过于学者气和严肃的派头——而绝非复古别致。但是，过度泛滥的眼镜带来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似乎无法用它们来掩饰自己的低调。

即将离任的胡主席的眼镜也很大，尽管是稍显别致的金属框。当胡和他的大部分同事在11月14日离任之后，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人中，有的也会戴那种小型的、更时尚的、不甚招摇的眼镜。但是，大部分人一定做过激光视力矫正手术，要么就是天生视力极佳，或者戴着隐形眼镜。去掉了书呆子气的眼镜和那些标志性的装饰物，新一代领导人显得更现代，而不像是老一代革命家。

1981年到1987年的党总书记胡耀邦首先穿上了西式正装，从那时开始，中国的高级领导人逐渐放弃了本土的毛式服装 ，也称中山装（以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作为中国最富改革意识的领导人，胡试图让政府变得更加透明、更加负责任。他要求西藏的汉人学习汉语，甚至号召用刀叉代替筷子，那么他成为第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主要中国领导人，也就毫不奇怪了。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在照片中的领导人越来越少穿中山装了。

对西式服装的钟爱与给中国带来巨大发展的经济开放政策同步前进，它就好像一只伸向西方的手、一种对现代化的展望、一个“开张营业”的牌子、一种通过接受全球惯例而提升自身的渴望情绪。然而，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尼日利亚等国家领导人传达出的却是不同的信息，他们偶尔还会选择与西装截然不同的服饰。北京一位服装设计师说：“中山装会让外国人格外关注，他们面对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她要求匿名，因为谈论领导人太敏感了。她开玩笑说：“而且，在饭桌上你还可以解开西装的扣子，而中山装一般要把扣子系到领口。”（她还说，现在的领导人比从前的领导人胖多了。）

一些中国人认为，领导人的西式装束似乎表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少特立独行的性格和发言权。一位IT销售在接受采访时要求匿名，他的女朋友在一家时装公关公司工作，他希望领导人能穿上中国的传统服装，但是“很可惜，他们不能不表现出现代和进步的一面，中国已经没有当代特色的服装和礼节了。”一位经营装修公司的北京人经常为政府官员提供服务，他认为现代中国缺少个性：“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好事，但目的是让我们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高层官员的休闲装同样缺少特色。当他们需要把一个人展示给公众时，通常会给他穿上一件白色短袖衬衫，下摆塞在裤子里作为夏装。冬天，则是一件臃肿的羽绒服，当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也会穿上羊毛大衣，尤其是在国外出访时。春秋季的服装是一件黑色、齐腰长、普通人造织物的拉锁夹克衫。这件夹克衫，与其说其中带有什么文化内涵，还不如说仅仅是为了显示出与其它服装的不同——运动衫、皮夹克和传统中国服装。它廉价的原料、宽大的风格、昏暗的色调，似乎在刻意彰显其凡夫俗子的本意。

这些服装是最安全的选择，缺乏特性，恰恰是共产党领导人所追求的目标。那些衣着品味与众不同的专制国家领导人，似乎都没有善终。招摇的前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喜欢订做的细条纹套装，配上大方格口袋。前利比亚强人穆哈迈尔•卡扎菲在衬衫上绣上非洲大陆的地图。前埃及总统侯赛因•穆巴拉克品味更加出众，他甚至在订做的西装条纹中绣上自己的名字，公众肯定会将这种行为解读为“我偷窃的国家的资源”。

人们觉得那些深藏不露的高层领导人不招人喜欢，几个年轻的中国人对我说，他们领导人的着装差劲，甚至给中国“丢人”。其实他们的服装即使算不上俗气，恐怕也不会引起很多争议，所以民众的反应似乎主要是针对领导缺乏亲民行为，而不是厌恶他们的服装。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何与政府有关的人一旦穿着与众不同，公众的反应——至少在互联网上——往往颇为激烈。李鹏（带傻瓜眼镜的那位）的女儿李小琳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业女性之一，也是中国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曾经因为喜爱收集香奈儿、爱马仕和其它昂贵的外国品牌产品而遭到批判。山西运输部官员杨达才的手表引起了公众的反对，政府内部不得不下达非官方的命令，禁止佩戴昂贵的手表。这些事情，都让官员本来已经极为有限的表现自我个性的机会又少了一个。北京那位服装设计师说：“在中国，官员都是奢侈品店的VIP客户。”但是他们的消费能力，必须借助家庭成员的名义来行使，而不是他自己。这个原因，或许让官员们不能自由地展示他们的着装品味，因为公众立即会联想到这些官员的家人积累的财富，往往大幅度地超越了他们表面上的工资收入。

说到时尚问题，官员们的确没有更好的选择。鉴于他们与民众之前脆弱的关系，以及与同僚竞争更高职位的高额赌注——竞争获胜与否往往取决于远离争议和取得广泛的认可——目前的隐身斗篷或许是最好的选择。爱马仕领带和阿玛尼西装或许会招致贪污腐败的谴责声，而毛式中山装似乎又有让历史倒退的嫌疑。总之，单调和乏味的感觉比这些风险都要来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