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硬权力走向“巧权力”：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国家建设（3）

其三，全球化使文化多样性成为流动的多样性，多元化的认同趋势对国家政治认同形成冲击，不断消解着国家的向心力。人类学研究表明，全球性的刺激在地区语境中引起了具有建构性和多元性的革新。由此，全球化不仅不会消除现有文化之间的差异，反而以混合的方式建立起新的多元性，新的归属感、亚文化和生活方式不断地形成。它们看起来是同质的，事实上彼此之间却倾向于相互隔膜。在后工业社会中，这一过程强化着两种现存趋势，即个体化趋势和建立大同政治认同的趋势。这两种趋势在民族国家内部强化了离心的力量，并消耗着公民团结的资源。具体而言，在先发展国家中，有些国家面临着地区主义的挑战，比如欧洲的多民族国家，正陷于一种民族认同与欧盟认同清晰而国家认同模糊的局面;而在后发展国家，西方文化的渗透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认同纽带，文化多元化使得一体化基础原本就薄弱的国家更面临社会分裂的危险，这一切都不是能简单地通过同化主义来处理的。

全球化背景之下，一方面，各民族自身体现出集聚化倾向，以其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为核心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对于国家而言，呈现多样化甚至离散化，国家认同逐渐被民族认同等次级认同所消解。无论在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面临着“本质主义——时代主义的两难困境”。在先发展国家，需要改变或修正现有聚合模式的不足，而后发展国家，传统、权威以及民主化等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同样需要更为有效的国家一体化途径。

三、软权力建设：现代多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维度

全球化的进程无疑给政治行为体增添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理论和实践上超越国家的尝试方兴未艾，关于国家终结和主权终结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尽管出现了一些超国家行为体和地区联盟，但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的功能仍是作为国家功能的补充和扩展而存在的。比起匆匆忙忙地超越国家而言，更重要的可能是对国家的重新发现与再建设。统一与凝聚仍然是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一个国家希望被碎片化。在现代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中，硬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民族国家正是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然而，民族国家并不是国家的终点。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传统观念中的以同质化与一致性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反映国家的真实面貌了，同样，仅靠硬权力也不足以支撑国家。

国家建设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程，追求一体化是国家的内在逻辑。国家的一体化过程也是共同体建设的过程，是将国家内部分散的各种力量整合起来以使它们和谐共存的过程。在国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方式也不尽相同，聚合、整合、一体化这些词汇原本可能并不带有清晰的指向性，在具体的情境之中，或者在不同学者的语境下，由于特定的目的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无论是聚合抑或是整合，虽然其目的都是国家的一体化，强化成员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但如果方式不当，则有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将国家导向僵化或是失范。在马奇和奥尔森那里，聚合是相对于整合这个词来使用的，两个概念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过程。马奇和奥尔森在分析制度设计问题时区分了两种政治过程：聚合式(aggregative)政治过程与整合式(integrative)政治过程。聚合和整合对于评价现实中的政治制度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将之置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问题领域，前一种政治过程重在缔造一种一致性，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可能因此而牺牲甚或消失，主要表现为强制同化;后一种方式更多地体现为以多元化与共同性为基础，并不否定各个民族的价值，而是试图建立以尊重差异、包容多元为特点的共享社会。当下，由于情境因素的改变，多数至上的规则体系已备受争议，强制聚合的过程已经开始向整合过程转向了。在实践中，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安排上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一点：在先发展国家，协商民主的实践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都试图修正强制聚合的弊端;后发展国家也开始在民族关系政策上采取新的做法以化解硬权力压制下的危险。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的凝聚力不能仅仅依赖于强制秩序和硬权力，更需要从软权力中获取。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奈认为，在世界政治之中，除了以物质为载体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这样的硬权力之外，国家还应该重视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产生的影响力、吸引力与诱致力，也就是软权力。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苏珊妮·诺瑟提出了“巧权力”(Smart Power)，主张美国应该实施一种灵活使用各种力量、组合各种资源的外交政策;奈也在2006年修正了他的软权力理论，指出不应单独依靠硬权力或是软权力，应当将它们结合起来形成“巧权力”。尽管软权力理论和“巧权力”主要应用于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但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软权力和硬权力可谓是并驾齐驱、不可偏废的;同样的，在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问题领域，软权力理论和“巧权力”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硬权力到“巧权力”，并非对硬权力弃之不用，而是要将软权力建设引入到国家整合之中来。一方面，军事力量等强制力是防止国家分裂与应对暴力性民族冲突的重要保障，而经济实力是民族共同发展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在国家一体化和整合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则是软权力。

从硬权力到“巧权力”、从一致性的政治秩序到包容性的政治秩序，这一转向意味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不再是单向度的，而要兼顾两个维度：以国家完整性与统一性为目的的政治秩序和以民族平等共存为目的的政治秩序。二者并不是割裂的二元关系，而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制度是软权力的重要载体之一，国家的生存、发展、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制度的创新，合理、有效和有活力的制度不仅可以为国家提供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更能够成为共识、忠诚与凝聚力的源泉。事实上，很难有某一种模式或是政治秩序能够彻底消除矛盾和差异，建立一个宽容的、灵活的替代性制度体系，更有助于化解冲突。凝聚的产生，不能仅仅通过国家强制力量或是行政手段，但是单靠社会的力量又容易导致分散与碎裂，所以还要依靠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比如，一套包容性的宪法在宪法意义上尊重和承认各民族的共享权力与平等权利，并予以清晰、明确的界定;一种合理的权力结构安排来协调国家与民族聚居地区的权力关系，以体现各民族共同享有权力、共同治理国家;在选举、议会、行政等制度中要保证各民族的代表权;在政府的公共政策中，要有相应的资源分配、社会福利以及文化教育政策等。其作用就在于：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实现秩序化整合;另一方面，制度又为共识的形成提供了公共空间和平台，作为一种诱致性力量，可以不断生成新的共识基础，以防止差异无限扩大，国家也能从中不断获得统治资源。制度吸引力所带来的软权力，能够在国家整合中产生持久的效力。在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内生与外范、自发与人为，共同发挥着作用。社会的内生秩序往往通过某种制度表现出来;同时，有效的制度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共同的文化，从而推进族际关系的和谐发展与多民族国家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