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硬权力走向“巧权力”：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国家建设

从硬权力走向“巧权力”：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国家建设 2012年11月28日09:24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在理论上，“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不断演进的;在政治实践中，国家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无论是西方历史上的城邦国家、帝国、城市共和国还是东方的王朝国家，都处于传统国家的谱系之中;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酝酿着新的“制度丛结”[1]——国家权力开始通过组织化的方式集中和扩张;在此基础上，随着一系列或激进或渐进式的结构性变化，近代民族国家与现代化相伴而生，逐渐取代了传统国家。作为理性化与现代性的产物，民族国家的建构强调国家的统一性与文化的同质性，对暴力工具的合法垄断使之成为现实，并且这些都通过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方式得以固定;民族建构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员方式，为国家提供新的忠诚来源，使社会凝聚起来，民族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国家的建设过程，与此同时，国家又使民族的文化制度化。于是，民族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就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彼此强化地相互建构起来，加之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民族问题上所持的“善意忽略”立场，长期以来，民族国家可谓是“一致性的帝国”[2]。

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许只能是一个政治理想，放诸具体的政治现实中，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意愿或是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大部分已经建立的国家之中都生存着不只一个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普遍存在不容忽视，原先重视同质化和硬权力的国家建设方式已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多民族国家。那么，现代国家从建立、巩固直至发展到全球化时代，其所处的情境与国家建设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在此种变化中，国家如何保持统一与发展、如何在整体性与多元性相恰适的基础上建设有效的政治秩序，本文将尝试对此进行分析。

一、强制聚合：现代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过程

无论从共时性还是历时性上而言，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都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当第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之后，由于其在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之。民族国家仿佛成了一个模型，什么原料都可以用来填充制造。沿着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两条路径来分析现代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过程，可以看出，强制聚合与硬权力建设是国家在这一阶段获得政治秩序的主要手段。

首先来看先发展国家。众所周知，现代国家发端于欧洲，其后扩展至全球。在早期西欧国家形成和建设的过程中，“民族”(nation)的形成与“国家”(state)的建立是同步进行、相互促进的，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在一个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加速了国家的建设过程，同时，统一的国家又强化了民族的向心力。“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产生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成为近代国家建设的目标。

任何政治行为体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正是在漫长而混乱的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在西方比较历史、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中，诸多学者一直在试图回答：为什么民族国家能够在竞争中战胜其他政治行为体并成为争相学习的对象?查尔斯·蒂利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是民族国家”这一问题。在中世纪晚期及现代早期的欧洲，一方面，政治单元的内部孕生着现代性的因子，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正在发生或酝酿着巨大的变革;另一方面，被称作“政治百衲衣”的欧洲版图更像是霍布斯笔下的“丛林社会”，旧有的宗教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帝国、教会、公国、领主、封臣、城市联盟等诸多行为体内部及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整个欧洲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竞争性体系，任何政治行为体想要生存下去，就要赢得战争，胜出必然依靠实力，而且最主要的是硬权力、强制力。

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欧洲三十年战争在国际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后各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条约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原则和领土排他性原则，确立了一个不同于等级制国际体系的新兴国际体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性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鲜明特点之一。这表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并未能阻止战争，一系列重要战争此起彼伏地上演，持续的战争和国家生存的本能促使民族国家意识在欧洲不断清晰与深化。正如黑格尔的民族国家理论所指出的，民族要变成“国族”，要变成国家，成为近代欧洲政治中的普遍性问题。[3]战争意味着巨大的消耗，如若想胜出，就需要想方设法地增加财富、增强国力，在内外结构的双重互动下，现代化悄然进行着。也许我们并不能清晰地分辨出孰先孰后，但可以明确的是，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政治开始向现代政治转型，表现为权威的单一化和权力的集中化、专业化的管理与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4]这种政治安排为国家建立了稳定的秩序，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中，现代民族国家也取得了比城邦国家或城市联盟更为巨大的经济成功，并据此成为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强实力的行为体，在战争中也更容易获得优势地位。[5]于是，当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英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之时，其成功之路便为其他国家所争相效仿，虽然由于各国自身发展的情况及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它们崛起的道路也有所差异;但是，总体而言，都选择了以强制力与硬权力为基础的、以文化同质性和社会一致性为目标的国家建设方式。

再来看后发展国家。在传统帝国与殖民体系摇摇欲坠之时，民族解放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摆在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面前的问题是：必须设法争取独立、建立国家、组织政府、实现国家稳定和发展。因此，无论从指导理念上抑或是政治实践上，一方面政治精英们需要广泛的大众动员来达到社会凝聚和国家统一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他们也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来获得政绩合法性。为此，后发展国家在选择独立建国道路之时，便选择了通过民族主义来渲染独立意识和动员广大群众，借以摆脱殖民帝国的束缚;独立之后，国家建设的任务更为复杂，它们必须迅速进行政治和文化整合，并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来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另外，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国家也不得不通过集中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的渗透力、组织化程度和聚合力度可能更甚于先发展国家。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发展国家亦步亦趋地跟随了先发展国家的国家建设道路，而较少地考虑了文化多样性问题。

阿普特在《现代化的政治》一书中把现代化的制度模式分为“世俗—自由主义模式”与“神圣—集体主义模式”。他认为，世俗自由主义政体所强调的权力分散来源于一种机械的和谐或均衡，在这种模式下，“政治上平等的单位之间的竞争是该制度的基础，观念的竞争反映了利益的竞争，利益的聚合(constellation)反映了多数的欲望”[6]，但是，异化(alienation)的问题贯穿着世俗—自由主义的历史，因为公民与政府任何一方坐大都会导致恶果。在神圣—集体主义模式中，社群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强调人民的一致性而非多样性，纪律化的方式集中精力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目标，如果缺乏对政体的忠诚和共识，它可能会瓦解;国家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治集团，出于对权威主义高度集中的强调，任何权力的分散都会被认为是对整体的威胁。“世俗—自由主义模式”和“神圣—集体主义模式”可以被看作是政治系统连续谱系上对立的两极。前一种制度模式之下，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之上，其一致性的背后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作为支撑;而在后一种模式中，国家有可能先天缺乏社会自组织的整合驱动力，但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和权威力量也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团结纽带。不过，二者尽管存在这样的区别，但是，就多民族问题而言，它们在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忽视了多样性，而把一致性置于优先的地位。